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胶州市工商局 高长玉
我们当前执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实，而查清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并利用其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也有一套特别规则，相对我们工商执法来讲，如果但讲法律规定，很简单，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上的几条条款。我今天想跳出咱们单纯工商行政执法的小圈子，从古代证据规则的演变、中外证据制度的差异、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证据规则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来简单的说明中西方证据制度的差异，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拓宽大家的工作思路，为我们的行政执法服务。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最为详尽规定开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确规定证人资格问题。“旬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因缺乏作证能力，“皆不得令其为证”。（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唐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还反映出古代诉讼中专横与擅断的特点。在审理案件中，不仅可以刑讯被告人，还可刑讯证人。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证实，二人证虚。”（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可见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证言，在法律上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证人证言制度中，还体现出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之处，那就是与证人证言制度相对的“亲亲相隐”原则的存在。自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官方统治地位后，受儒家礼教原则的影响，“亲亲相隐”便从汉代开始成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则，成为证人证言制度的例外规定。按孔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注：《讼语·子路》），于是在汉宣帝时正式下诏公布：“从今以后，儿子首谋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若属殊死重罪，都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注：《汉书·宣帝纪》）自此，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免去其告发和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原则开始法律化。这种屈法伸礼的原则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证据制度的深刻影响。自汉以后，为后代各王朝承袭沿用，并制度化为一法定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独有的特色。
对于物证，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凶器，赃物等物证的记载，秦简《封诊式》中就有与物证相关的一记载：甲，乙二人捕获丙、丁并将他们私铸的钱币与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作为定罪的物证。唐代对赃物“露验”的案件，也主张以物证定罪（注：《唐律疏汉》）。在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对物证制度记载的史料虽不丰富，但物证在证据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无疑的。
对于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的记录。中国古代在勘验笔录制度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时期，勘验水平已是层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验制度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诏颁行《检验格目》，宁宗嘉定四年，又颁行《检验正背人行图》，其中规定：“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昼，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注：《宋史·刑法志》）勘验中，还规定了报检、初检，复检等法定勘检程序。同时对勘验人有责任规定：勘验人员应按照勘验的范围、时间，如实勘验，不许受贿舞弊，违者论罪。可见这一时期勘验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
由于宋代重视勘验，客观上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相继出现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勘检制度在经验的基础上向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从法医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鉴定实例，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亡现象和死亡现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较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为中国古代出现的首部法医学专著，虽然其中的一些勘验手段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专著，不仅被元、明、清各代承传，而且还刊版印刷流传到亚洲，欧洲等国家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
说完了中国古代，再谈谈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来判定案件事实。在法庭上，一方当事人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对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是铁手，谁就能逃过一切法律的制裁。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正确和错误各占一半。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因为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情仰和崇拜，可是说神灵主宰了他们的一切。
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与荷兰海滨低平原相连接的弗里西亚群岛上。由于他们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胁，所以修筑堤坝就是每一个当地居民的基本义务。诚然，他们的法律中还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规定，如“神誓法”、“司法决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没有履行修筑堤坝的义务，海水是不会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过“告知真理”去追寻“发现真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负责修建堤坝的官员指控某个居民没有履行义务，但是该居民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那么官员就要找出“国王证人”来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帮助下对“国王证人”的证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推翻那些已经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证言。这说明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的裁断能力。
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这一生长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介入；第二，调查犯罪成为了政府的职能；第三，审判成为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手段，同时抛弃了原来的非理性证明方式。
在那个时候，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法庭传唤一些可能了解与该争议有关之情况的当地居民出庭，让他们在宣誓下接受审问并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雏形。那时的陪审团是由了解案情的12名当地居民组成的。这些人被召到法庭来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提供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他们在法官的指导下宣誓讲出与案件纠纷有关的真实情况。从现代意义上讲，他们是证人，因此法官要审查他们与案件有关的知识、意见和信念。法官首先要告诉陪审团将要让他们讲出事实真相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在法庭执行官的监督下进行评议……如果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把他们分隔开，分别查询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的原因。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案情真相，少数人不知道，那就可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判决。如果他们宣誓说他们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那就可以再召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来做陪审员。就判决而言，陪审员了解案情的途径并不重要。无论是他们直接得知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除非有人证明其来源不可靠。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干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为那里的人们互相认识，而且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种陪审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出现了“不知情陪审团”，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一一七号
《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2年1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2013年1月16日
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2012年12月25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促进社会进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文明行为促进工作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应当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各方分工负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发挥市民主体作用，引导市民增强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公共意识、民主意识。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工作总体目标、任务和要求，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长效机制，实现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科学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二章 鼓励与促进
第七条 本条例鼓励与促进的文明行为包括：
（一）热爱国家，遵纪守法；
（二）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环境；
（三）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
（四）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五）诚实守信、勤勉敬业、廉洁自律；
（六）友善宽容、乐于助人、见义勇为；
（七）珍爱生命、坚持健康生活方式；
（八）其他有益于自然、社会、家庭和谐发展的行为。
第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文明行为奖励表彰制度，规范和整合各种奖励表彰活动。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本单位实际情况，积极参加或者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各种文明行为评选与表彰活动。
第九条 鼓励企业对本单位职工文明行为进行奖励、表彰。
获得市级以上精神文明建设荣誉称号的企业，对本单位职工给予奖金奖励的，奖金可以从效益工资中开支，纳入生产成本。
第十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应当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文明建设，采取措施培育各类社会公益、慈善组织，鼓励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第十一条 探索建立文明行为记录档案，根据自愿的原则，对个人的文明行为予以记录。
对个人的文明行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奖金、荣誉表彰、积分入户加分等奖励。
第十二条 鼓励无偿献血、捐献骨髓、器官的行为。
对无偿献血、捐赠骨髓、器官的个人，其本人和配偶、子女、父母可以在骨髓和器官移植、血液使用方面获得优先或者优惠待遇。
第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文明先进人物的困难帮扶制度，采取措施帮助其维护合法权益，解决实际困难。
第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善社区环境、发展社区服务、维护社区秩序、创建社区文化。
第十五条 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应当积极组织开展社区和辖区单位文明共建、社区邻里互助、联谊等活动，促进社区和谐建设，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培育文明交往的行为习惯。
第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建立各类社会志愿服务队伍，拓宽志愿服务领域，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推动社会共同参与志愿服务。
积极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有困难时可以申请优先获得志愿服务。
第十七条 培养在公共场所遵守秩序的文明行为意识。在公共场所按照秩序排队、不大声喧哗。
义工服务组织、其他社会志愿组织依照规定在公共场所开展文明秩序引导等志愿服务工作时，有关单位应当提供便利。
第十八条 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文明行为的宣传活动，促进城市文明建设。鼓励宣传道德模范、文明市民等文明先进人物事迹和文明先进单位的经验。
第十九条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公共媒体应当以论坛、专题以及公益广告等形式，积极宣传报道城市文明建设，营造全社会鼓励和促进文明行为的氛围。
公益广告刊登、播放的具体时段、版面、频率，按照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职责与实施
第二十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由文明促进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文明促进工作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订城市文明建设规划及其相关规定；
（二）指导、协调相关单位开展城市文明建设具体工作；
（三）督促、检查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执行情况；
（四）会同有关单位编写文明行为宣传教育材料；
（五）定期评估和通报全市实施本条例的工作情况；
（六）受理并按照规定办理有关建议、投诉；
（七）其他有关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二十一条 建立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拟定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相关政策，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通报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情况。联席会议由市文明促进工作机构定期召集。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当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有关文明行为促进的具体工作。
第二十二条 探索建立城市文明建设决策咨询制度。开展城市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为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提供决策咨询。
第二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文明建设的财政投入机制，市财政部门应当整合各类城市文明建设专项资金，规范管理、统筹使用。
引导、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对城市文明建设提供资金与物质支持。
第二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基础设施投入，科学规划、建设、管理有关城市文明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城市文明建设。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将文明行为规范纳入本单位职业规范要求，并将文明行为培训纳入本单位入职培训、岗位培训内容。
各窗口服务行业、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或者本单位的特点，制定文明行为规范引导措施，加强本行业或者本单位文明行为引导工作。
第二十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教育机构应当将文明行为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学员的文明习惯和文明风气。
各级普法机构应当将有关文明行为规范的宣传、教育纳入普法工作范围。
第二十七条 交通运输、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机场、码头、车站、口岸、饭店、景区等公共场所，采取发放宣传资料、播放音视频等方式，宣传、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个人应当劝阻其工作或营业场所内的不文明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协助取证。
第二十九条 从事物业服务、保安服务的企业对服务区域内的不文明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属于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通知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协助取证。
第三十条 在查处违法的不文明行为时，行政执法人员有权要求违法行为人提供姓名、地址及联络电话号码等信息，并出示有关身份证明文件证实其身份。
违法行为人拒不提供姓名、地址、联络电话或者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证实其身份的，现场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按照规定通知公安部门进行现场查验。
第三十一条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可以采用拍照、录像、笔录等方式现场记录违法的不文明行为，并作为处罚依据的事实。现场记录应当明确、具体、规范。
第三十二条 公安、城市管理等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应当建立有关违法的不文明行为证据、信息共享和执法合作机制。
第三十三条 公安部门可以依法设立或者指定专门机构、派出机构协助城市管理等行政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活动。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设立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庭或者专业审判庭。
第四章 监督与考核
第三十四条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进行监督，组织、邀请人大代表以及有关方面的代表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进行视察、检查，听取有关单位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第三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文明促进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城市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和考评制度。与责任单位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并对目标任务责任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考评。
第三十六条 市文明促进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体系，定期开展文明行为情况社会调查，做好民意征集和测评等工作，并向社会公布测评结果。
第三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电话、网络、信件等方式举报违法的不文明行为。举报内容明确、具体的，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答复举报人。
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有权提出城市文明建设的意见或者建议，有关意见或者建议被采纳的，可以给予表扬、奖励。
第三十九条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公共媒体应当加强对不文明行为的舆论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妨碍。
第四十条 单位和个人有权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城市文明建设法定职责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罚款额度予以处罚：
（一）乱吐、乱扔香口胶渣、甘蔗渣、瓜果皮核、纸屑、烟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
（二）随地吐痰、便溺的；
（三）向城市绿地内抛撒杂物，践踏竖有禁止性标志的城市绿地的；
（四）损坏城市绿化用地的；
（五）在建（构）筑物的外墙及市政公用设施、管线等户外设施和树木上张贴、涂写、刻画的；
（六）从建筑物、车辆上向外抛撒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
（七）在非指定场所放置、倾倒、焚烧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
（八）携带宠物者未及时清除其宠物在道路及其两侧和其他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的；
（九）违法占用、损坏、拆除各类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的；
（十）在设有禁烟标志的公共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违法的不文明行为。
第四十二条 一年之内三次以上实施本条例第四十一条所列同一行为的，从第四次起按照该行为最高罚款额度的两倍处罚。
第四十三条 实施本条例第四十一条所列行为且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将处罚决定告知违法行为人所在单位或者社区。
第四十四条 违法行为人因违法的不文明行为受到罚款处罚的，可以申请参加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安排的社会服务。
参加前款规定的社会服务时间可以折抵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所处罚款金额的一半。参加社会服务应当由违法行为人本人完成，他人代替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恢复执行原罚款决定，并将弄虚作假行为作为个人信用信息告知征信机构。
社会服务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履行劝阻义务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除按规定当场收缴的外，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收缴的罚款应当全部上缴国库。
对违法行为处50元以下罚款的，由行政执法人员当场做出处罚决定并收缴罚款，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
第四十七条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市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或者具体规定的，应当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六个月内制定。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的区含光明、坪山、龙华、大鹏新区等管理区。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