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抢夺罪存在之必要性
叶阳
我国刑法第267条对抢夺罪做了规定，其罪状描述较为简单。通说认为，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使用暴力，胁迫的方式，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公然夺取"从行为方式上来看，属于对物而非对人使用暴力。这样看来，抢夺罪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而单独作出规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笔者认为，抢夺罪的存在不但模糊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抢劫罪与盗窃罪之间的界限，而且人为的制造了刑法分则适用上的不必要的漏洞，极不利于实现刑法的根本目的即保护法益和人权。笔者认为，其实所谓的抢夺罪行为，完全可以依照其具体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分别归入抢劫和盗窃的范畴之中。
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
乙经长期观察于某日上班时间入户行窃，却发现主人甲因故并未出门，乙未实施暴力胁迫，但甲却基于某种理由而未加阻拦，任由乙将财物搬走，此时乙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于乙的行为，一种观点认为无罪，第二种认为构成抢夺罪，第三种认为构成盗窃罪。
显然乙的行为是不能将其归入抢劫与敲诈勒索，诈骗以及侵占等其他侵犯财产性的犯罪当中。其行为与上述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着实质的差异。那么假如认定为抢夺，那么抢夺的客观方面趁人不备公然夺取指的是行为人在被害人当场可以得知财物被抢的情况下实施抢夺行为，而被害人虽发觉但未来得及反抗。而在本案中，乙的行为却是在被害人发觉并来的及反抗但未反抗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够定抢夺罪。同时，如果认为盗窃的概念等同于秘密窃取的话，那么盗窃罪也是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不构成犯罪。然而对乙的行为不加以处罚显然违背了刑法的正义性，造成了不应有的漏洞。那么如何才能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的情况下对这个漏洞加以填补呢？
答案只能是通过解释。笔者以为,只有对盗窃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通常认为盗窃只能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然而刑法264对盗窃罪的描述中并未对“秘密性”进行说明。这便给了我们合理解释的空间。这里的盗窃应该进行扩大解释，即认为盗窃不应局限于秘密窃取而指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他人占有的方式。人们对盗窃手段理解为秘密窃取，在过去的财产极其存在状态较为简单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在财产关系与财产存在状态也表现得十分复杂的时代，这样的理解已经不再具有社会适应性。因此，将其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非暴力的取财方式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情况也不光出现在这里，例如关于容留卖淫罪，卖淫行为的主体一贯被认为是女性，然而并不妨碍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出同样包括男性卖淫的解释。可能有人会有疑议，既然可以对盗窃解释为什么不能对抢夺作出解释使得上述案例同样符合抢夺的犯罪构成呢？只要通过体系解释，结合在抢劫罪对公然夺取的涵义的理解，就可以发现，在抢劫中公然夺取和含义显然不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假如被害人不愿意反抗而自愿交出财物，怎么会导致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而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呢？既然如此，抢夺中的公然夺取也不应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其与抢劫的区别只在于暴力威胁而已，而对于公然夺取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必然造成断章取义，导致刑法整体的不协调。而通过比较解释，我们也可以发现，德日等国刑法中对盗窃的解释也早已突破了秘密窃取的范围，而是认为盗窃属于不依赖暴力，胁迫，违反占有者的意志，侵害占有者对财物的占有，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应该说，对盗窃做出上述扩大解释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认同第一种观点即认为无罪者，可能还基于这样一种理由：既然我国刑法并为明确做出上述解释，就应该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而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差别。在事实问题不清楚时，应当适用保护被告人利益的原则。而对于法律问题，在难以确定使适用的情形时，应该做的不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利益而认定为无罪，而是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来解决适用的问题。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和人权而非单纯的被告人的利益。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否则会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导致刑法侵害了人权。
既然将盗窃的概念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取财”的方式，少了“秘密窃取”这一明显的差别，那么从客观行为方式上看，抢夺与盗窃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起来。这时，前文所提到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对物的暴力”便似乎成为了抢夺和盗窃之间较为明显的界限。其实，在笔者看来，“对物的暴力”这一提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什么叫做“暴力”？对于刑法分者中关于暴力性质的一切犯罪，从行为方式上分析，其暴力无一例外的是针对被害人而非针对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暴力危及的是人身安全，之所以对暴力犯罪科处较重的刑罚也正是由于其对人身安全的侵害及威胁。对物的“暴力”并不在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范畴之内。再者，对物的所谓“暴力”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的，例如在盗窃的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方式破门而入，那么能否认为盗窃也是属于一种对物暴力的犯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对物的“暴力”只是一种对行为方式的单纯描述，而不能用来划分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如果硬要拿它来作为与和平方式进行区分的标准，笔者以为，“对物暴力”的提法应该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认为暴力作用于物之上，通过物而对其占有的人产生作用（现实中的趁人不备抢夺的行为也大多如此）。这样的表述结果还是等于认同了抢夺也是一种对人的暴力犯罪，只不过施暴方式比较特殊而已，这显然与抢夺的构成要件不符。同时，在普通抢夺行为中，造成了被害人的身体伤害，完全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所导致，这样的暴力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只能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综上所述，“对物的暴力”的提法只宜用于通俗的区分抢劫与抢夺，而用以表述抢夺的客观行为方式则是不够严谨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其实抢夺的行为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明显特征，其行为方式与盗窃在使用非暴力，违反财物占有者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或者第三人占有这一表现形式范围内具有重合性，而在其他的构成要件上两罪则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把抢夺罪与盗窃以一个罪名加以规定处罚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是否会违背罪刑想适应的原则呢？从我国刑法分则对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法定刑的规定上来看，基本上也是相同的。这也说明了即使在立法者看来，抢夺也盗劫行为不论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上都具有相似性。因此，将其作为一罪处罚并不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谁归入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抢夺罪明显不能包括秘密窃取的手段，因此盗窃的外延要广于抢夺，故宜将抢夺并入盗窃而不是相反。
值得说明的是，有一些特殊的抢夺行为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由于行为表面的特征而简单的将其认定为和平而非暴力的普通抢夺行为。而是应该通过其外在行为方式找到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其罪名。例如飞车抢夺，就属于这类的行为。飞车抢夺的行为方式通过字面就可以看出，在此不赘。笔者以为，飞车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与普通抢夺无异都属于趁人不备公然夺取，但由于其“飞车”行为方式的本身危险性而导致在实践中经常致使被害人受到人身伤害（例如驾驶摩托车于高速行驶过程中夺取他人财物）。如果将其认定为抢夺，就表明伤害后果是过失造成的，如果伤害后果是故意造成的，则应认定为抢劫。对于造成危害结果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如何认定？有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过失，理由在于伤害结果的发生并非是行为人故意追求的结果，行为人的目的只是通过趁人不备夺取而不是通过暴力斜坡来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因而不具有故意性。笔者以为这样简单的看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对于主观态度的认定应该同时考虑两个因素，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来看，对于飞车抢夺的极其容易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应该是有所认识的，至少是认识到危害可能发生。从意志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确不能一概认为持希望发生的心理，但认为持放任的态度显然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行为人预见到了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且是持放任的态度。故应至少认定为间接故意。而在普通抢夺中，由于行为方式一般不具有危险性，故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人身伤害结果在认识因素上看显然是无法预知的，应认定为过失。综上所述，飞车抢夺属于以暴力的方式来夺取财物，其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财产占有权而同时也包括了人身权利在内，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宜认定为抢劫罪。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很多西方国家在立法中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劫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仅仅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夺罪的从重处罚情形之一，显然是不恰当的。而2005年6月8日新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第十一条第三款作出了新的规定：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应认定为抢劫）。《意见》在部分程度上赞同了笔者的观点，但这里的“明知……会……”的表述还存在问题，前文已分析，即使是构成直接故意，在认识方面也只要求行为人明知但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可能发生就够了（对于直接故意，如果认识到的是可能发生，在意志因素方面则要求要求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如果认识到的是必然发生，则意志因素方面可以是追求也可以是放任），而并不要求明知必然发生。因此，这里的“明知……会”缩小了故意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这里还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这一条款属于法律拟制，即将本来不属于抢劫的行为拟制为抢劫来定罪处罚。关于第2款，笔者以为其只是描述了抢夺的预备行为，而根据法律拟制的特点，只要携带了凶器抢夺，不论最终的行为是否使用了暴力及胁迫一律认定为抢劫，而不需要同时符合抢劫的构成要件。而如果行为人最终使用了暴力那显然就已经构成抢劫，而跟本不需要法律拟制。因此，第2款的拟制针对的是携带凶器但在抢夺过程中并未使用的普通抢夺行为。那么这样的拟制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呢？通说认为，法律拟制存在的理由在于两个方面：形式上避免重复，实质上在于两种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而在这个拟制中，携带凶器的抢夺也只是普通抢夺行为而已侵犯的只是财产权，不能因为其携带凶器而认为其同时侵犯了人身权和财产权。故二者所侵害的法益大相径庭，危害性更是有本质的区别，作出这样的拟制是不合理的。虽然笔者并不排除行为人携带凶器很有可能实施的是抢劫的预备，但最终的行为却是抢夺行为的可能。这里就存在一个犯意转化，犯意转化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实行行为中的犯意转化，另一种是预备到实行的犯意转化。携带凶器抢夺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无论预备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如何，原则上都应该被实行行为所吸收。主观的恶性需要客观行为来体现，而如果在行为方式上未体现出来是无法进行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是在携带凶器的过程中，原则上可以认为是抢劫的预备犯，因为我们由理由认定其存在抢劫的故意而实施了预备行为。但在这里的拟制下，行为已经实行完毕，不可能处于其他的停止形态，故只能认定为抢夺。同时，只要行为人夺取了财物，不区分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的方式而一概将其认定为抢劫罪既遂显然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了原则。可以设想，在盗窃预备和实行为中也可能存在转化为抢劫的可能性，那如果携带凶器盗窃，是否也应拟制为抢劫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在这一问题上，抢夺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应该严格按照犯意转化的原理，按照客观行为方式来处理。因此，267条第2款是没有必要而且不应该存在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抢夺与盗窃的比较以及对两个特殊问题的分析，笔者已合理地将抢夺行为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归入抢劫与盗窃的范畴之中。本文观点在于，取消抢夺罪，不但能够很好的填补刑法的漏洞，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刑法的体系性，使得刑法整体更加协调。而在国外，这样的立法例也并不少见，德日刑法中均未单独规定抢夺罪，在意大利刑法中，抢夺也只是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盗窃行为而存在。当然，其理由可能与笔者所持相去甚远。例如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在抢夺的瞬间，实际上是秘密的，所以可以认定为秘密窃取。”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肯定了盗窃行为的秘密性，却又将抢夺解释成了秘密窃取的行为方式。但无论如何，抢夺罪的立与废，由于对其行为方式认定的不同理解，而变得极具研究价值。
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
《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公告
《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09年8月2日修订，现将修订后的《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予以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8月2日
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1996年11月2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9年8月2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与管理，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文物，包括：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认定的标准和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省、设区的市和文物较多的县级人民政府设立文物管理委员会，协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将文物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风景名胜区规划，协调解决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
第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文物作用，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利用文物资源进行经营活动的，其经营活动不得违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对文物及其周围环境造成破坏。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文物利用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向社会提供文物信息服务。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将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文物保护。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文物保护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投资建设文物保护设施。
第七条建立文物普查制度。省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工作，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进行普查登记，并向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加快文物信息数据库建设。
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重视文物保护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
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
对在文物保护、管理、利用和捐赠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
第十条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或者直接确定后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鼓励和支持符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依法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调查和审核后，对其名称、类别、位置、范围等事项予以登记并公布，报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在一年内设立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第十一条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不得撤销。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经原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撤销。
第十二条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人，应当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签订《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使用责任书》，负责做好文物的保养、修缮与安全防范等工作，不得有损毁、改建、添建、拆除、彩绘等改变文物结构和原状的行为，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三条经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不可移动文物，有关宗教组织或者人员应当制定专项保护规章制度，并接受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四条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因建设项目特殊需要必须征收(用)时，建设用地单位应当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履行报批手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土地的征收(用)，应当事先征得省人民政府的同意。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土地的征收(用)，应事先向同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征得原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五条在拆迁和工程建设过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文物或者文物遗址的，应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除遇有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三日内赶到现场，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六条因建设需要，对不可移动文物必须进行迁移异地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前落实迁建地址和经费，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迁建保护方案，做好测绘、文字记录、登记、照相和摄像等工作。迁建工程应当与不可移动文物的落架拆卸同步进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组织验收。
第十七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有损文物安全的活动，禁止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禁止用火、禁止与文物保护无关的用电。确需用火或者安装电器设备、设施的，应当制定防火安全措施，报所在地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机关在批准前应当征求同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地带，应当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营造自然协调的景观。
第十八条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勘查、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已核定公布的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情况通报同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内进行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在取得项目选址意见书后，应当经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请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以及抢救性考古发掘。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组织有考古调查、勘探资质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勘探单位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调查、勘探。
考古调查、勘探结束后，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五日内作出考古调查、勘探结果处理决定书，送达建设单位。需要考古发掘的，由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发掘；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工程应当避开保护范围或者另行选址。
第十九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或者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化遗产所在地的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保护规划和专项保护管理规定。保护规划依法报经批准后，由省人民政府公布。
保护规划经批准公布后，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水下文物的保护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做好水下文物的保护工作。
本省行政区域、毗邻海域内水下文物存在损坏或者灭失危险的，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做好保护工作，并向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水下文物遗址的调查工作。
对水下有价值的文物遗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并采取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水下文物分布范围较大，需要整体保护的，应当依法核定公布为水下文物保护区。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水域作业、生产活动中，发现水下文物或者水下文物遗址，应当立即停止可能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作业、生产活动，保护现场，并报告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除遇有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三日内赶到现场，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及时报告水下文物保护情况。
第二十三条在水下文物保护单位内，不得进行任何工程建设以及爆破、钻探、挖掘、捕捞、养殖、潜水等活动。
在水下文物保护区内，禁止进行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工程建设以及爆破、钻探、挖掘、潜水等活动。因工程建设施工、渔业生产需要进行爆破、钻探、挖掘、潜水等作业的，应当在作业十日前，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备案。备案材料包括作业目的、时间、范围、方案等内容。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备案材料后，对作业方案等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七日内提出修改作业方案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破坏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水下文物遗址。严禁非法打捞、哄抢水下文物等违法行为。
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前款违法行为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举报。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处理；对举报内容属实的，可以给予奖励。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负责对本省行政区域毗邻海域开展巡查，防范和查处涉及海域内的水下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发现涉及海域内的水下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除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外，应当及时通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实施保护，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章涉台文物的保护
第二十六条反映大陆和台湾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交往，体现两岸同胞同宗同源关系，并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和重要史迹，应当列为涉台文物予以保护。
第二十七条涉台文物保护应当贯彻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分级负责、加强管理的原则，发挥涉台文物在联络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感情、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涉台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开展涉台文物调查、征集和保护工作，发掘、展示和宣传涉台文物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合作。
开展闽台文物交流活动，主办单位或者承办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后，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并备案。
第二十九条鼓励有条件的市、县设立涉台专题博物馆、纪念馆或者在博物馆、纪念馆内设立涉台文物展区，提升博物馆、纪念馆两岸文化交流功能。
鼓励台湾同胞对涉台文物保护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投资涉台专题博物馆、纪念馆等涉台文物保护设施建设。
第三十条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全省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总体规划中应当明确涉台文物的保护标准和保护重点，分类、分区确定保护措施。涉台文物所在地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保护措施的落实。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涉台文物。对具有重要涉台文化价值的文物，应当及时评估，依法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十二条涉台文物相对集中、体现海峡两岸历史关系的村镇、街区，可以依法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
前款规定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和修缮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应当体现涉台特色，反映两岸历史关系。
第五章中央苏区革命文物的保护
第三十三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县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重要革命史迹、代表性建筑和文献、实物等，列为中央苏区革命文物予以保护。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增加经费投入，做好中央苏区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开展中央苏区革命文物保护配套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加强对中央苏区革命文物的修缮，并确保其真实性和历史原貌。对于濒危的重要中央苏区革命文物，应当保障修缮维护经费，落实保护措施。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中央苏区革命文物史料和实物的调查征集、保护收藏、陈列展示、建档、研究等工作，建立中央苏区革命文物信息数据库。
第三十六条教育、文化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学校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中央苏区革命文物的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中央苏区革命文物的社会教育作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中央苏区革命文物知识列入教育内容，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德育基地。
将中央苏区革命文物开放参观游览的，应当保持和展示革命文物的历史原貌。
第三十七条非中央苏区的革命文物保护，参照本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博物馆与馆藏文物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当地文物资源，设立体现区域、行业特点的专题博物馆。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设立博物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指导监督。
第三十九条政府投资的博物馆、纪念馆应当向社会免费开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相关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
鼓励其他博物馆向社会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四十条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库房和保护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范标准；未达到国家规范标准的，本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限期达到规范标准。
文物收藏单位的安全防护和消防基础设施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应当及时整改，并不得陈列、展示文物。
对馆藏一级文物和其他易损毁的珍贵文物，应当设立专库或者专柜并由专人负责保管。
第四十一条对不具备收藏珍贵文物条件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珍贵文物，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具备条件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代为保管。原收藏单位与保管单位的权利义务由双方协商确定。
对不具备收藏珍贵文物条件的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个人收藏的珍贵文物，可以由具备条件的文物收藏单位代为保管。保管人与寄存人之间应当订立书面保管合同。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得与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交换馆藏文物。
第四十二条确因文物保护、科学研究需要，对馆藏文物取样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三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海关等执法部门依法没收、扣押、追缴的文物，应当自没收、扣押、追缴之日起五日内移交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暂存。
负责暂存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做好暂存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并为相关部门取证提供方便。
案件结案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海关等执法部门应当对暂存文物依法分别处理。
第七章文物利用和市场监管
第四十四条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开展文物商店销售文物、拍卖企业拍卖文物的审核、备案等工作。经审核允许文物商店销售的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并在销售、拍卖后三十日内报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五条拓印涉及下列事项的古代石刻等文物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涉及我国疆域、外交、民族关系的古代石刻；
(二)涉及天文、水文、地理等科学资料的石刻和未发表过的墓志铭石刻；
(三)涉及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名碑，以及宋和宋代以前的石刻；
(四)涉及内容为图像的石刻、石雕和经幢等；
(五)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拓印活动不得对各类名碑、石刻、石雕和经幢等造成损坏。
第四十六条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或者馆藏珍贵文物进行营利性、资料性电影电视拍摄的，拍摄单位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决定；涉及宗教活动场所的，拍摄单位应当事先征得该宗教活动场所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制作考古发掘现场专题类、直播类节目的，制作单位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对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陈列展示的文物，不得进行系统拍摄和提离陈列位置拍摄。
未经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境外提供未公开发表的文物照片和有关文物资料。
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工商、公安等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文物市场监督管理，查处文物非法经营行为。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发现文物或者文物遗址，未立即报告或者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现场的；
(二)不可移动文物的异地迁建工程与落架拆卸未同步进行的；
(三)擅自对馆藏文物取样的；
(四)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与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交换馆藏文物的。
有前款第四项情形的，同时没收非法交换的文物，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经考古调查、勘探以及抢救性考古发掘，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施工，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作业，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逾期不备案或者不按照要求修改作业方案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未经备案擅自作业或者不按照备案方案作业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作业，封存违法作业工具，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破坏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水下文物遗址，非法打捞、哄抢水下文物的，由公安机关追缴文物，没收违法所得、违法作业工具，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按规定移交文物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文物损毁、丢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公安机关、文物、工商行政管理、海关、城乡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审批权限、不履行职责、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