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大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1月8日辽宁省大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年1月1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三章 发承包和招标投标管理
第四章 合同和造价管理
第五章 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建筑市场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建筑市场管理和从事土木工程建筑、设备安装、管道和线路敷设、建筑装饰装修等建设工程的勘察、测绘、设计、施工、中介服务和建筑构配件、商品混凝土以及非标准设备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是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的建筑市场管理工作。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按照职责分工参与建筑市场管理。
第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监督检查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筑市场的检查管理，依法查处建筑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五条 建筑市场经营活动，应遵循公平竞争、合法交易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六条 从事属于本条例第二条规定范围内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资质审查手续，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接受资质审查，取得相应的资质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再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取资质证书。
第七条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和外省、市来大连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先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认证手续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八条 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歇业、分立或合并时，应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或变更登记手续前，到原申请办理资质等级部门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其中分立或合并的，必须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第九条 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在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应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审查。不按规定报审的，资质证书自行失效。
第十条 资质证书由国家统一印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资质证书，不得出借、出租设计图签。
第三章 发承包和招标投标管理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项目符合发包条件的，由建设单位发包，择优选定承包单位。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经计委、经委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立项的部门批准立项后，建设单位应持有关立项文件，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报建手续。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发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并办理工程报建手续；
（二）具有地形图、水文和工程地质、地下管道线路等工程勘察设计所需的基础资料；
（三）有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设计文件及有关技术资料；
（四）建设资金和主要设备已经落实；
（五）拆迁进度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六）具有与建设工程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管理人员；
（七）实行招标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开标、评标、定标能力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代理。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将建设工程项目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
第十五条 承包建设工程项目单位，必须持有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产品许可证、开户银行资信证明及安全生产资格证等证件，并按其资质等级和核准的经营范围承包，不得无证承包或越级超范围承包。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承包采取总承包、总包、分包的方式。总承包、总包单位可以按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分包单位不得将其所承包的工程再行分包。禁止转包工程。
总承包、总包单位应当对分包工程进行管理，并对发包方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发包方不得在发包工程中泄露标底、收受贿赂，承包方不得利用行贿等不正当行为承揽工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职权之便干预发承包；不得以征地、拆迁、规划、设计、提供用地、发放证照为条件，指定承包单位或强揽工程。
供电、供水、供气、邮电、消防、爆破等专业队伍和部门不得以行业专业为理由，进行行业垄断。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招标按照招标投标管理规定实行建设单位负责制。属于招标范围的，必须实行招标，并接受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不属于招标范围的，是否进行招标，由建设单位决定。
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可以实行总承包招标投标，也可以按照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和工程监理等分阶段招标投标。
第十九条 投标者不得串通投标，抬高或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不得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实行施工许可证制度。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持年度投资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开工报告，申领施工许可证。未领取施工许可证的，不得开工。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项目应实行监理制度。凡国家规定应当监理的工程项目，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等级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建设监理单位，应当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进行监理。
第四章 合同和造价管理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发承包必须签订合同。
签订承包或委托合同，应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使用国家统一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二十三条 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应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并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工期、定额规定。招标工程必须以中标价格为基础签订合同。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合同发生纠纷时，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可依法申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造价应以国家和省制定的工程定额标准和计价方法为基础，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情况和建设单位的特殊要求，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合同中明确。工程竣工后，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及时编制工程决算文件。
第五章 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开工前，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监督手续，并按照规定缴纳质量监督管理费。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和保修抵押金制度。
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的建设、勘察、测绘、设计、施工、监理、工程质量检测、设备供应和建筑材料、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生产等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依据本条例规定承担建设工程质量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用于建设工程的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质量标准。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不得偷工减料或使用没有出厂合格证、质量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及其他建筑工业产品。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前必须经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定质量等级，未经核定或质量不合格的，不得办理竣工结算手续。
第三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验收。建设工程项目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取得《竣工验收鉴定书》并向市工程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工程档案后，方可正式交付使用。
第三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加强对施工场地的管理，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并接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组织保证体系。企业法人代表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总的责任。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认真执行本条例和在建筑市场管理方面作出显著成绩以及创出市级以上优质工程（产品）、获得市级以上优秀设计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政府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没收非法所得、责令限期补办有关手续、停业整顿等处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罚款：
（一）未办理资质等级证书擅自经营的，处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涂改、倒卖、转让资质证书或转借设计图签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不按资质等级证书规定，越级超范围从事建筑经营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四）未按规定办理报建手续或合并和分立单位未办理资质等级注销手续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五）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承包条件单位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六）分包后的工程再行分包的或转包工程的，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七）属于招标范围的建设工程项目，不按规定招标投标的，按工程造价2％至5％处以罚款；
（八）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和质量监督手续而擅自开工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九）投标者串通投标，抬高或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公平竞争、泄露标底的，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十）建设工程使用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或者设计要求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及设备或偷工减料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十一）未经验收或验收工程质量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整改、报验，并处责任者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十二）未按规定实行监理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十三）不执行国家规定工程造价、计价方法，擅自扩大取费标准、压价、抬价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的，按违法计价额的十倍处以罚款；
（十四）以征地、拆迁、规划、设计、提供用地、发放证照为条件，指定承包单位或强揽工程的，按建设工程造价5％以下处以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第三十五条 在建筑市场管理和建设工程发承包活动中有行贿受贿等不正当竞争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涉及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劳动、城建、环保、监察、审计、计划、物价、消防等处罚权限的，由上述部门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实施罚没款处罚，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罚没款全部上交财政。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拒绝、阻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或违反本条例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条例制定单项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月19日
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司法化
内容提要: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统帅行政复议法的基本原则，并衍生出行政复议的所有具体规范。从《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依附”到“独立”，进而，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也从“监督”到“解决行政争议”。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行政复议具体制度的内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是多重的、有层次的，何者为首选需要在个案中予以权衡。“解决行政争议”是实现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的手段，不是立法目的本身。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1950年1月15日政务院批准）第6条中的“申请复核处理”之规定，当作是“行政复议制度的雏形”的话，[1] 那么行政复议制度史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 统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标志当是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该条例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配套的立法工程，因此《行政诉讼法》框架在《行政复议条例》中的痕迹十分明显。1999年《行政复议法》和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使行政复议制度从行政诉讼的身影背后走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
晚近的10余年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位徘徊，并远远低于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这多少可以说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相当高的维持率也多少透露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 早期当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配套工程时，这个问题并那么不引人注目。但是，在21世纪之后行政纠纷骤增、违法行政四处蔓延的社会背景下，行政复议立法目的被重新关注，成为修改行政复议法时不可绕过的基本问题之一。
社会是在不断地变迁，但法律却是相对静止的。观察行政法的现象，既要从法的文本与个案着眼，也要从“大历史”的视角作切口。本文试图通过立法史的视角，分析既有立法文本中所表述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揭示出它在不同时期的内容以及演变过程。本文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行政复议多重的立法目的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需要调整它们的次序，并根据它们的次序修正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以回应依法行政的需求。
二、既有立法文本的分析
行政相对人抱怨行政行为的正当做法是通过国家预定的法律程序挑战它的合法性。在法治主义下，这种法律程序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对行政信访不存有偏见的话，那么它可以作为前两者的一种补充性的法律程序。依照这三个法律程序构建的三个法律制度，分别已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信访条例》——加以规范，且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
立法目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灵魂。立法目的衍生出法律原则，并借助于法律原则源源不断地形成法律规范，并最终服务于立法目的之实现。立法目的如何设计，决定着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表述。因此，面对行政复议在实践中不尽人意的斑斑点点，若要尝试着寻找加以抹去的方案，那么，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着手，行动的方向大致是正确的。有关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它们分别是《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关于它们的立法文本及其立法目的之表述，本文作如下列表整理：
法律、法规名称 立法文本内容 排列次序
《行政复议条例》 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维护和监督”
“防止和纠正”
“保护”
《行政复议法》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防止和纠正”
“保护”
“保障和监督”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解决行政争议”
“建设法治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从“依附”到“独立”
《行政诉讼法》一出台，因其携带了“民告官”这一质朴的道德诉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了社会民众关注国家政法的焦点。因《行政复议条例》是为《行政诉讼法》而生，曾被当作行政诉讼制度上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附件，所以，人们对它的立法目的如何表述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其实，从《行政复议条例》的立法目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不“甘心”处于行政诉讼的依附地位，否则，它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地将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次序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作重新排序，并增加了“防止和纠正”之内容。这种举动可以解释为它想表达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若干质的区别点。可见，在《行政复议条例》下，尽管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厚重的影子，但它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独立”倾向。当时一本基于《行政复议条例》而编写的著作称：“行政复议制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诉讼制度外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行政争议解决在行政系统内部，从而有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 [4]这个解释者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经过了近10年的实践之后，到了《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行政复议才被正式确立为与行政诉讼平起平坐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这倒并不是因为《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而是《行政复议法》本身摆脱了对行政诉讼的依附。如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再亦步亦趋《行政诉讼法》，使得行政复议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的立法草案说明开宗明义：“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5]国务院法制办在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这一立法精神：“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严格依法行政的高度认识行政复议法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学习好、宣传好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活动，有错必纠是行政机关应尽的责任。” [6]可见，《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在这种监督制度中，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与行政诉讼配套的内容，但它们是次要；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保护权益”的内容，但不妨把它看作是监督的一种反射效果。
（二）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从“监督”转向“解决行政争议”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不断扩展，官民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行政复议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结果它的“官官相护”的社会形象越来越高大，压垮了社会民众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权利救济的信心。除非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必经复议程序，否则行政相对人一般不会轻易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寻求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即使动用了行政复议程序，有时也是为获取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而在行政机关内部，由于上下级机关之间在GDP政绩观的利诱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各方努力下，行政复议“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立法目的也经常在它的“内部程序”中“流产”。行政复议制度其实已经到了外部不能“保权”，内部不能“纠错”的窘境，成为依法行政的“鸡肋”。
由违法的行政活动引发的社会民众不满情绪，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压力。中央决策高层审时度势，提出应对这一社会矛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一党政联合发文所透出的信息是，行政争议数量的急剧高升，且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中得不到有效的化解，已经成为社会不能稳定的根源。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了回应、落实这个“意见”的精神， [7]不以自己属于下位法的地位为限，另行拟定了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这在立法史上也尚属罕见。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下，“行政复议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具有方便群众、快捷高效、方式灵活等特点。” [8]至此，在没有修改《行政复议法》的前提下，通过《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现了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转换。之后，这一被改换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在“大调解”中又获得了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成为行政复议“创新”的合法性依据。
三、从立法目的演变中读出的内容
（一）“监督”抑或“保权”
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在立法层面上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 [9]“监督”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功能。在法制统一下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保护，属于“反射效果”。“保权”（即保护权利）在《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中也被列于立法目的之中，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保权”在《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次序被前移到第二位，表达了立法者旨在提升行政复议的“保权”功能。 [10]
令人奇怪是，《行政复议法》虽然提升了“保权”的立法目的，但是，它的制度设计却主要是为“监督”，并具体转化一种内部纠错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纠错制度，行政复议程序运行明显呈公文行政化，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层级拟稿、审核与签发等。在这样的法律程序中，“保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依法办案也难以保障。 [11]因为，在这样的内部纠错程序中，申请人不能全面介入行政复议程序，并可利用最低限度的程序权利对抗被申请人，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行政复议法》中貌似十分周到的立法目的，却隐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内部的监督关系（行政系统内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 [12]）与外部的保权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但是，现在把它挤压在同一法律之中，使得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些设计看起来十分别扭，如附带审查的转送等；一些具体制度在实务操作花腔走样，如不准申请人复制且只能看、抄写被申请人答辩材料等。
我们必须承认，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的确“突出了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维护’、‘监督’、‘防止’、‘纠正’和‘保护’这些关键词的顺序的变化意味着更强调了行政复议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作用。”。 [13]在这里，无论是推崇“监督”还是“保权”，都无助于行政复议中现实问题的解决。一部法律中多重立法目的并非不可以设置，但需要有协调好它们之间发生冲突之后的权衡准则。
（二）“解决行政争议”是手段抑或目的
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把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移到了“解决行政争议”之后，它与《行政复议法》中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又该如何各就各位呢？以这几年的行政复议实务观察看，以“解决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的行政复议制度，有时不能同时兼顾这两个立法目的，甚至这两个立法目的可能被牺牲。尤其是在“大调解”工作思路的引入之后，在各种“维稳”指标的压力下，“监督”变成了是非不分的和稀泥，“保权”则成为花钱买平安的替换词。其实，“解决行政争议”与“监督”、“保权”之间，应当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达到“监督”、“保权”的立法目的。现在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述这样的定位并非贬损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行政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都是没有法律价值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行政争议被解决，而不顾解决行政争议的合法性、正当性，那么，即使行政争议被解决了，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仍然无法实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所作的变动，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它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当行政复议被加入了“大调解”行列之后，它就成为多种“纠纷调解”的手段之一。过度的功利性追求，只会掏空《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三）与行政诉讼关系：“司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