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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刑罚执行中假释制度及完善

江苏省高淳监狱 江苏南京 210000 徐亚洲


【内容摘要】：假释制度是监狱文明标志性制度之一，但由于假释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假释作用的发挥。所以从立法改革、设立假释委员会、加大社区矫正力度、建立再犯预测机制、考察期的完善、采取听证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 假释、假释委员会、再犯预测、考察期、听证制度
假释制度从19世纪诞生于欧洲以来，由于符合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定，是刑罚科学化、文明化的产物和表现，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非凡的价值，所以迅速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受到普遍的重视。在调控刑罚执行和罪犯改造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假释制度的诸多不合理因素，不仅阻遏了司法机关对假释的正常改造作用，也影响了假释功能的发挥，影响了司法进程。本文拟部分对假释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性质
（一）假释制度的涵义
所谓假释，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其服够一定的刑期之后，确有悔改表现而不致再危害社会，附条件的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⑴。
所谓假释，是指对罪犯附条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及其行刑司法活动,即对于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经过法定期限的服刑改造后，因确有悔改表现，可能不致再危害社会，监狱将其附条件地提前释放的刑罚执行制度及其行刑司法活动⑵。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一定时间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在危害社会，司法机关可以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惩治与教育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⑶。
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⑷。
我们认为：假释（parole）简言之就是假的释放，就是国家司法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予以附条件提前释放，使犯罪分子在监督之下执行完剩余刑期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二）我国假释制度的性质
假释是“今以求达自由刑矫治受刑人的积极性的刑罚效果，则附条件释放实为有效的处遇手段。它乃自由刑之行刑制度上符合自由刑目的的一种做法，因此假释本质上可视为一种行刑措施，也即是为达自由刑目的而为的权益措施” ⑸。
在我国，假释制度的性质也是各种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假释是行刑中的一项奖励制度。也有人提出假释权利说即把假释看作犯人的一种权利。⑹ 其实笔者认为假释原来被看作一种奖励措施，随着人权的逐步完善，逐渐的有人又把假释看作一种权利。假释实际上是犯人的一项权利，只不过是一项特殊的权利，附条件的权利，这种权利只有通过犯人的争取申请可得的。这样有利于假释的实践操作和刑法目的的实现。
二、我国假释的使用情况及原因
（一）目前我国假释的适用情况
1、我国假释的适用率偏低并有逐年减少之势头
下面是我国假释使用情况，1996年，全国假释的罪犯有36552人，假释率为2.58%；1997年，假释41993人，假释率为2.90%，1998年假释29541人，假释率为2.06%，1999年，假释30075人，假释率为2.11%，2000年，假释23550人，假释率为1.63%。⑺假释数量各地不平衡，辽宁假释率很低，1996年为0.67%；1997年为0.8%；1998年为0.6%；1999年上半年为0.8%。⑻根据亚太矫正管理者大会（the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f Correctional Administrators）提供的有关资料，可以了解2000年中期亚太国家和地区假释犯的人数和假释率，如下表所示。
2000年中期亚太国家和地区假释犯的人数和假释率⑼
国家和地区 人数 假释率 国家和地区 人数 假释率
澳大利亚 7611 39.7 日本 6317 5.0
加拿大 9925 32.7 基里巴斯 4 5.1
中国 30075 2.3 韩国 12407 26.3
库克群岛 1 6.7 新西兰 1502 39.4
斐济 27 3.5 斯里兰卡 123 0.6
香港 2744 40.4 泰国 23348 37.9
印度尼西亚 3966 1.9
通过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假释适用情况，适用率极低，并且另有逐年减少之势头，这有悖于世界的刑罚发展趋势。还有我国假释使用地方不平衡，这造成罪犯不公的局面，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刑罚的统一、顺利实现目的。
2、对假释犯的考察监督不力，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
我国刑法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但是公安机关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然而由于社会的发展、治安环境的变化，地方公安机关的任务异常繁重，根本无暇顾及假释的监督执行。即便偶有监督，其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使假释监而不管，部分假释分子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他们又重新犯罪，影响假释的下一步实施。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假释的正常执行，使假释行同虚设。
(二)我国假释适用现状的原因
1、立法规定的不合理
首先，刑法所规定的假释条件有的过于严格、过于原则，实践中不易掌握和操作，有的不尽科学和合理，影响假释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刑罚执行的预期目的。我国刑法中规定，有期徒刑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10年以上，为使用假释的前提条件，这就未免有些过严。有些罪犯不需要服这么长的刑期就可以达到适用条件，而规定偏偏不允许假释这对罪犯的改造有着不利影响。其次，“假释后不致在危害社会”这么规定，语言上是非常圆满的，但是实际操作中显得太原则、抽象，往往无法掌握和操作。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么规定不科学，不合理。因为这些犯罪人不乏激情犯、义愤犯，初犯，未成年犯，他们中有的人也是能改造好的。
2、适用程序的不合理
我国法律规定假释案件的审理、裁决权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行使，这不利于及时、有效的运用假释手段，且既不科学又使假释流于形式。这是传统的刑法学理论作用的结果，这样，行刑权和量刑权是分离的，这样实际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表现最了解的行刑机关在是否根据犯罪人的表现而变动，调整原判刑罚方面，没有决定权。⑽审判机关仅仅根据行刑机关的书面材料而缺乏根据的裁定是否变动，这样的裁定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又增加了审判机关的工作量。其次，《刑法》规定的假释执行机权又公安机关行使，是违背了刑事司法体系，公安机关是求刑机关，由求刑机关去行刑势必会有些人为的想法融入。这样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从而使假释的使用率偏低。如火如荼的社区矫正给予这种情况以很大的弥补和救济。
3、现行法律思想和社会治安形势，犯罪人复归的局势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种种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假释的建议机关——监狱机关担心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可能又犯罪，进而“反证”了假释建议意见的错误，为避免担负责任，不原适用假释，而多以减刑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假释的决定机关——人民法院，基于同样的考虑，顾虑也较多，因而从严控制假释的适用，而亦以裁定减刑取而代之，从而出现假释使用率低的现象。再者，有些法院在批准罪犯假释时，要征求被假释者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的意见，并要求其家属在申请书中签署“同意假释，假释后负责监控”的意见，管片民警签字，居委会还要出具证明等。⑾这样严重制约着假释的适用发展，导致我国假释使用率极低的局面。
三、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
（一）法律修改
首先，放宽实际执行的期限。《刑法》第81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的条件过严，期限过长。建议放宽使用假释犯罪分子的实际执行期限。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的1/3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其次，《刑法》第81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中的一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不得假释。根据这一规定行为人触犯这5种罪中的两种以上罪，但均不能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使数罪并罚决定执行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仍可以对犯罪人假释。如行为人抢劫被判7年，强奸被判8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仍可以假释。这么一来，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值得推敲。所以我们认为我国的假释制度应该对任何达到假释条件的罪犯，但有些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人应该限制使用。建议修改《刑法》第81条第二款为：“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其中一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中数罪因数罪并罚而决定执行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均应限制假释。”
（二）设立假释委员会，畅通假释适用渠道；取消比例，扩大假释适用率
1．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假释程序，分为启动、决定、执行、回复（假释的撤消）四个过程。⑿这四个过程涉及监狱、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还有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因为部门越多中间的环节就越多，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因为各自都有大量的任务，如公安机关负担着大量的行政治安任务，根本无暇顾及假释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假释的实质是法律规定的对某些刑罚的变通执行方式，并不涉及对于原判刑事判决的更改，即无干预审判权事宜，属于行刑的手段，刑事执行的一种制度。⒀笔者认为假释是对某些刑罚的变通执行，假释的使用仅仅是相应执行机关的分内工作。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我国应该设立假释委员会由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人大代表，律师，检察机关，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志愿者等相关人员组成，行使假释权，畅通假释适用的渠道。
2．取消假释比例，扩大假释适用率。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绝大多数省高级人民法院都具体规定一般假释人数不得超过押犯总数的2%~3%，这严重制约着假释的适用，行刑社会化的进程。所以应该取消认为规定的假释比例，使符合条件都可以被裁定假释，进而扩大假释适用率，顺应刑罚发展趋势，使我国的法制进一步走向完善。
（三）加大社区矫正力度，解决假释的监督执行问题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具体的就是这5种罪犯的刑罚执行有了专门的执行机关，专门的工作人员，监督管理制度，使这些罪犯的执行正常化、合理化、合法化。随着社区矫正的试用、开展和深入，使假释的问题在相应方面给予了到为的弥补和救济。社区矫正的实行，使假释犯的社会化进程又加快了速度，使罪犯回归社会铺平了道路。
（四）建立假释再犯预测机制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与唐某某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承包人支付了合同履行保证金，合同尚未实际履行前，合同解除的，承包人支付的合同履行保证金发包方应当全额返还；至于合同解除的原因，应当另行查明，明确责任后，由有过错方赔偿对方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010年6月，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由被告总承包华晟公司船坞、土建等建设工程。2010年7月29日，被告将总承包工程中的船台及大拼装项目的单项工程分包给俩原告，并与俩原告签订了《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约定俩原告在合同签订时先汇保证金200万元，工程进场后再汇100万元保证金，并约定了分包工程的相关权利、义务。同日，俩原告按约向被告汇付了合同履行保证金200万元。约1个月后，俩原告按被告通知先行进场，并完成了施工场地的平整及各种临时设施建设。2010年9月，被告称华晟公司书面通知与被告解除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俩原告被迫撤离了施工现场。2010年10月10日，被告公司总经理邱某某在《损失确认单》上签字，确认俩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为802046元。同日，又签订《承诺书》承诺另行补偿原告间接损失50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两原告交纳的保证金应否返还。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我国建筑法明确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禁止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承包建筑工程。唐某某、方某某作为自然人并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的资质，因此，原告唐某某、方某某与被告签订的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关于保证金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被告与华晟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致使原、被告已无继续履行合同之必要，故原告现主张要求被告返还保证金200万元的请求，应予支持。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无建设工程承包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已付的保证金200万元上诉人应予返还。

二、案件来源
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2011）舟岱民初字第86号；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舟民终字第311号

三、基本案情
　　2010年6月，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由被告总承包华晟公司船坞、土建等建设工程。2010年7月29日，被告将总承包工程中的船台及大拼装项目的单项工程分包给俩原告，并与俩原告签订了《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约定俩原告在合同签订时先汇保证金200万元，工程进场后再汇100万元保证金，并约定了分包工程的相关权利、义务。同日，俩原告按约向被告汇付了合同履行保证金200万元。约1个月后，俩原告按被告通知先行进场，并完成了施工场地的平整及各种临时设施建设。2010年9月，被告称华晟公司书面通知与被告解除签订的总承包合同，俩原告被迫撤离了施工现场。2010年10月10日，被告公司总经理邱某某在《损失确认单》上签字，确认俩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为802046元。同日，又签订《承诺书》承诺另行补偿原告间接损失50万元。

四、法院审理
　　原审认为，我国建筑法明确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禁止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承包建筑工程。唐某某、方某某作为自然人并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的资质，因此，原告唐某某、方某某与被告签订的船台及大拼装工程合同履行保证金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关于保证金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被告与华晟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致使原、被告已无继续履行合同之必要，故原告现主张要求被告返还保证金200万元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损失问题。原告提供了被告公司总经理邱某某签字确认的《损失确认单》及《承诺书》予以证明，因邱某某系被告公司的总经理，且邱某某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邱某某的行为系公司的行为，故对确认的原告损失，法院予以确认。由于原、被告双方的过错导致合同无效，故双方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唐某某、方某某保证金200万元，并赔偿损失846329.90元，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案件受理费33216元，由原告唐某某、方某某负担4566元，被告浙江河海建设有限公司负担28650元。
　　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无建设工程承包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已付的保证金200万元上诉人应予返还。邱某某系上诉人公司的总经理，与华晟公司的总承包合同以及与被上诉人的分包合同，均由其代表上诉人签订，故邱某某的行为可以代表上诉人。邱某某代表上诉人在《损失确认单》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实际经济损失为802046元以及承诺另行赔偿被上诉人间接损失50万元，是上诉人因合同未能继续履行而对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承诺。被上诉人据此要求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于法有据。原审确认的赔偿金额846329.90元，并未超出上诉人承诺的范围，被上诉人也未提出异议，故原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