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三号＜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三号＜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通知
1996年6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各上市公司：
现将修改后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三号＜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三号《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信息细则》）制订本准则。
（二）凡根据《公司法》、《股票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规定编制中期报告。
（三）本准则规定的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包括：
1、中期报告正文
（1）财务报告；
（2）经营情况的回顾与展望；
（3）重大事件的说明；
（4）发行在外股票的变动和股权结构的变化；
（5）股东大会简介。
2、备查文件。
（四）公司对本准则列举的各项内容应当进行披露。但是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公司确实不适用的，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修改，同时予以说明。公司还可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增加其他内容。
已在境内和境外两个以上证券市场（含两个，下同）发行了股票和挂牌上市的公司，在编制境内和境外的中期报告时，应尽量做到内容一致。如果境外证券市场所要求的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本准则有不同之处，在可行的情况下，应遵守报告内容从多不从少，报告编报时间从短不从长，报告要求从严不从宽的原则办理。如果境内、外中期报告内容有较大差异且无法遵守上述原则的，应将境外中期报告的文本列为备查文件。
已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及其派生证券的公司，除受境外证券监管部门管辖，有特定要求者之外，应按照本准则的要求编制中期报告，并提供外文译文。公司应努力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并在外文本上注明：“本报告分别以中、英文（或日、法文等）两种语言编制，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五）公司全体董事必须保证中期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公正，并就其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六）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的前六个月结束后六十日内（相当于两个连续的月份）编制完成中期报告。报告完成后，公司应立即将中期报告各十份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地方证券管理部门和其股票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将报告刊登在至少一种由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
已在境内和境外两个以上证券市场发行了股票和挂牌上市的公司，应在同一时间对境内、外市场公布中期报告。如果境内、外市场对编制中期报告的期限要求不同，应以较短的期限为准。
（七）报送证监会、地方证券管理部门和交易所的中期报告所用的纸张应有良好的质量，幅面应为209×295毫米（相当于标准的Ａ4纸规格）。
（八）本准则由证监会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证监会1994年6月23日发布的《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试行）》同时废止。
一、中期报告正文
（一）财务报告
1、财务报表
公司在中期报告中提供的财务报表，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期报告中的财务报表可以是简化的财务报表，也可以是完整的财务报表。
简化的资产负债表至少应包括下列各项：
（1）流动资产
（2）长期投资
（3）固定资产净值
（4）在建工程
（5）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
（6）其他长期资产
（7）资产总计
（8）流动负债
（9）长期负债
（10）少数股东权益
（11）股东权益
简化的损益表至少应包括下列各项：
（1）主营业务收入
（2）主营业务利润
（3）其他业务利润
（4）投资收益
（5）营业外收支净额
（6）利润总额
（7）所得税
（8）净利润
应提供的其它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每股收益
（2）净资产收益率
（3）每股净资产
如果净资产收益率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应说明原因。
资产负债表的报告日为公司本会计年度前六个月的最后一天和上个会计年度的最后一天。损益表的报告期间为本会计年度前六个月和去年的相同期间。
财务报表的编制应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有关准则、制度和规定。对同一内容的规定若有变化，应以最新颁布的为准。
若公司持有其他企业50％（不含50％）以上权益的，公司应与其控股的企业编制合并报表。对应纳入合并范围而未进行合并报表处理的被控股企业应明确列示，并说明原因。
上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或无保留意见但有解释性说明审计报告的，应在本报告期内对相关事宜进行说明。
2、财务报表附注
如果在报告期间内有下列情况（但不限于此）发生的，应通过财务报表注释加以说明：
（1）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或方法发生了变化；
（2）报告主体由于合并、分立等原因而发生了变化；
（3）生产经营环境以及宏观政策、法规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已经、正在或将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4）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类及负债类项目与上一会计年度末资产负债表对应各项目相比、损益表各项目与上年同期损益表相同项目相比，发生异常变化以及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类项目发生的变化。
财务报表的附注可参照《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准则中《财务报表附注指引（试行）》的要求，简要编制。
财务报表附注也应符合本准则“中期报告正文”第（一）节第1条所列的各项准则、制度和规定。
本节提供的财务报告，除特别情况外，无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凡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应在表头下面注明“未经审计”字样。同时，公司全体董事必须确保该中期财务报告中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告中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相互一致，除非已在中期财务报告注释内加以说明。
如果中期财务报告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必须如实报告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
公司在中期报告的其他章节所披露的同期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在其他公开披露文件中包含的同期财务会计资料，应与本节的财务报告一致。
（二）经营情况的回顾与展望
1、上半年经营情况的回顾
本条由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较简要地介绍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在报告期内取得的成绩与进展。如果实际经营结果与原经营计划目标存在重大差异，应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与说明。
2、下半年计划
本条主要叙述公司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经营计划，针对上半年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策；公司按照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将要在下半年继续施行的项目安排；公司针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所要着重进行的工作。
（三）重大事件的说明
本节须列示根据《股票条例》第六十条及《信息细则》第四章、第五章的规定，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须予披露的重大事件，如在报告期内已发布了重大事件公告，此处可将重大事件的主要内容及披露情况简要叙述。
公司在本报告中须特别注意披露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已披露过的但未结诉讼案件的进程及影响也须进行披露。如报告期内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明确陈述“本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此处所指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是：以公司的名义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其在本公司任职而以个人名义作为诉讼、仲裁当事人且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和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法律诉讼、仲裁事务。
如果公司确知存在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诉讼、仲裁的可能，也应对此加以说明。
（四）发行在外股票的变动和股权结构的变化
本节介绍公司在报告期末股票与股东的情况及其在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报告期内发行新股票（包括送、配股）及股票的派生种类、拆细或合股、可转换债券转换情况、以及发行在外的股票的其它变化情况。
2、股权结构情况：应参照证监发字（1994）202号附件《年度报告中股份结构的披露格式》进行披露。
3、主要股东持股情况：要求将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名称、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动情况、期末持有量如实填写。若持股5％以上的股东少于10人，则应列出至少10名最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以上列出的股东情况中对代表国家持有股份的股东、境外或外籍股东应予以注明。
（五）股东大会简介
本节应披露召开股东大会（包括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况，例如：
1、召开股东大会的地址、时间；
2、到会股东的情况；
3、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讨论和作出表决的事项以及会议通过的决议。
如果股东大会对年度预分方案进行了修改，应进行披露。
如果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应介绍修改情况。
如果报告期内没有召开股东大会，则应明确陈述：“本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未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应说明原因。
二、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为公司在披露中期报告后在公司办公地点备置的有关文件。在证监会、交易所要求提供时和股东依据法规或公司章程要求查阅时，公司应及时提供。在中期报告中应明确说明备查文件是否齐备、完整，备查文件包括下列文件：
（一）载有董事长、总经理亲笔签名的中期报告原本；
（二）报告期内发行新股时的《招股说明书》（或《配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
（三）在其它证券市场公布的中期报告文本。
“积极诱导规则”——从Grosker案看P2P侵权的新标准
马宁 杨辉
2005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争论已久的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案 做出了判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两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应该为他们的P2P软件承担协助侵权 责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并确立了判断版权侵权的新标准——积极诱导标准（active inducement test）。该判决是自1984年索尼案以来影响面最广、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判决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对索尼案做出了澄清，从而纠正了下级法院对索尼案不恰当的理解。鉴于目前P2P软件在我国也被广泛使用，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相信本案判决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P2P软件制造商、销售商的责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案件背景及一二审判决
（一）地区法院判决
2002年，以影视、唱片公司为代表的原告，声称通过被告提供的P2P共享软件交换的文件绝大多数（90％左右）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并且其中的70％是为原告拥有版权的。本案中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能否援引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索尼案中确立的通用物原则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根据该规则，销售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的产品无须承担次级侵权责任。
初审法院裁定被告Grokster和StreamCast无须为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次级侵权责任，因为被告并不实际知悉其软件最终用户在版权文件交换过程中的具体侵权行为或涉及的材料，并且被告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来监督其软件最终用户的行为。
（二）上诉法院的判决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现，被告的软件具有并且实际被用作非侵权用途，包括经版权所有人允许通过该软件交换其材料或文件、交换不受版权保护的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等。因此，根据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判决，被告可以援引通用物规则进行抗辩，除非在侵权发生时，发现被告合理地知悉（“reasonable knowledge of specific infringement”）具体的侵权行为。
但是原告并没有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合理地知悉” 具体的侵权行为。因为被告的网络是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而不像先前案件中的Napster的网络是集中式的（centralized system）。被告的系统中没有存放侵权文件，也没有侵权文件的目录。而且被告也没有为其用户进行侵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是用户自己查找、检索、存储侵权文件，被告除了提供P2P软件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地涉入用户的具体侵权行为。
法院还裁定，虽然被告未对其软件做进一步的修改以过滤具体的侵权文件，也没有通过身份认证和密码这样的系统来监督用户对其系统的使用，但并不能由此而使被告承担协助侵权的责任。
二． 最高法院的判决
（一）对索尼案规则的澄清
在索尼案中，版权人声称索尼公司——录像机的生产商应该为录像机的所有人对受版权保护的节目录像而承担协助侵权责任。证据显示录像机的最主要用途是“时间转换”（time-shifting），即为了在后来更方便的时间观看节目而进行录制。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非侵权的用途。而且，没有证据显示索尼公司有意违反版权法而推出录制这项功能，或采取积极行动通过非法录制来增加其利润, 法院并没有发现索尼公司有故意诱导的主观意图。具有实质性（substantial）非侵权用途的产品销售者不能仅仅因为其销售了该产品而承担次级侵权责任。该推论借助了专利法中传统的通用物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被告如果销售可用于侵犯专利权的部件，当该部件可以实质性地用于非侵权目的时，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在本案中，版权所有人请求最高法院对其这一观点重新考虑，但最高法院拒绝了该项请求。相反，最高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该观点，强调“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不足以使销售者承担责任。”
此外，最高法院也明确拒绝了版权所有人对“侵权用途”和“非侵权用途”两者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以明确可能发生责任的临界点的请求。
（二）最高法院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
通过版权保护来鼓励创造，还是通过限制侵权责任来促进技术创新是本案争议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来平衡版权保护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利益。正如法院在索尼案中借用了专利法中的通用物规则一样，本案法院也从专利法中寻求积极诱导标准的依据。根据普通法，版权侵权案或专利侵权案中的被告如果“不仅仅是预料到，而且还通过广告诱导产品的侵权使用” ，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先前案件中确立的有关诱导侵权的规则至今仍然适用。
根据卷宗材料，被告的不法意图是很明显的。“诱导”的典型例子是通过广告或散布消息来诱导他人实施违法行为。原告主张本案中确实存在这种信息。法院认为，能显著地证明被告存在主观恶意的证据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庭前披露程序中，法院发现被告意识到了用户利用他们的软件最主要的用途是下载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虽然这种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网络特性无法揭示被下载的文件有哪些、是在何时被下载的。但是被告的用户有时通过E-mail向被告询问如何搜集特定的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而被告也给予了指导性的回答，这就说明被告确实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消极地接收到有关侵权的信息。卷宗（诉讼记录）中大量证据表明，当被告宣传他们的免费软件时，都清楚地声称可以供用户下载版权文件，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鼓励用户的侵权行为。大名鼎鼎的文件共享服务商Napster因为侵权提供便利而被版权人起诉后，两被告都将自己的软件宣传定位于替代Napster的版本。其次，两被告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来遏制用户对其软件的侵权使用。虽然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被告的这种“不作为”视为不相关的因素（因为被告缺乏独立的责任来监督其用户的活动）但这种证据强化了被告为其用户的侵权提供便利的主观意图。最后，两被告通过出售广告空间进行牟利，然后将广告发送到使用其软件的计算机屏幕上。他们的软件被使用的越多，发送的广告就越多，广告收入也越丰厚。因此，被告在商业上能否取得成功就取决于客户对其软件大规模的使用，而卷宗显示这种使用是侵权的。虽然该证据本身不会得出被告具有非法意图的结论，但从整个卷宗来看，其诱导侵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最高法院最后总结：“如果通过对被告明确的意思表示及其采取的积极行动的考察发现其有鼓励侵权的意图，那么被告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促进对其产品的使用来侵犯版权。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就应该为第三人使用其产品而导致的侵权活动承担责任，而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
（三）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条件
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需要证明被告有积极促使第三人侵权的主观意图。这种主观意图可以从被告采取的积极措施（比如通过广告对产品的侵权用途做宣传或指导他人如何实施侵权行为）来加以考察。其次，被告制造、销售了具有侵权用途的产品。最后，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实施了侵权行为。本案中的大量证据表明，使用被告软件的最终用户进行了大规模交换版权文件的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产品销售商不会因为“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 （这也是索尼案中确定的规则）或者因为从属于销售的“一般行为”（比如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或产品更新）而承担责任。最高法院还强调，“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其协助侵权的成立。” 但是，“如果发现被告有鼓励侵权的意图，……就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为达到此目的，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有旨在诱导侵权的“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语和行为”。
基于这些适用和举证条件，最高法院认为，“’诱导规则’是对‘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论和行为施以侵权责任’”。诱导标准的提出以及索尼案中通用物规则的再次确认，“不会阻碍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具有正当目的的技术创新。”
（四）最高法院拒绝采纳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合理知悉具体侵权”的标准
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将索尼案中的规则理解为“要求在侵权活动发生时，被告合理地知悉具体的侵权行为”是不恰当的。最高法院解释到，虽然索尼案要求从销售产品的特征或用途来考察“不道德的主观意图”（culpable intent）并将其作为法律问题来看待，但是并没有要求法院可以忽略能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如果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法院不仅仅应当从客观情况来推断主观意图的存在，如果存在能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更要重视，否则就是“舍近求远”。如果证据是能够证明被告有意促进侵权行为发生的陈述和行为的（这些证据是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那么被告就不能根据索尼案的通用物规则来免除责任。上诉法院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初审过程中提交的，能证明被告有意诱导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侵犯版权行为并从中获利的直接证据。鉴于此，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要求做出对原告有利的判决。
三． 判决带来的影响及有关评论
此案判决对于影音公司而言可谓是标志性的胜利。经过数年的诉讼，影视唱片界终于赢得了他们可以用来打击像Grokste、StreamCast's Morpheus这样的网络服务商的判决。Mitch Bainwol，RIAA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评论到，“本案判决是协会与网络侵权斗争中的重要转折点。现在，合法的网络在线市场终于可以腾飞了（has a real shot to take off）。 ”
一些版权专家对该判决给予了高度评价。Marshall, Gerstein & Borun.的合伙人Michael Graham评论到：“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意义做了澄清，并维持了该判决。本判决表明，索尼案树立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用来作挡箭牌的抗辩” 。
然而，一些观察家对该判决却持保留意见。Joe Norvell, Brinks Hofer Gilson & Lione 的版权部门负责人认为：“技术提供商将来需要做些什么来避免承担协助侵权尚不明确”。Norvel特别关注法院采纳的第二个标准。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表明，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系统（mechanisms）来遏制使用他们的软件而引起的侵权活动。Norvell认为，这项标准可能给技术公司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可能会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不是自己的作为惹火上身，“按照该案的解释，问题会变为：‘技术公司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侵权了吗？’”
卡多佐法学院的副教授Justin Hughes认为，“投资者在对新技术投资前，总是要搞清楚可行的商业模式。如果新技术的商业模式依赖明显的、广泛的侵权活动，投资者就会将钱投向别处。”
笔者认为，对该判决应该全面、客观地审视。一方面，该判决是针对个案作出的，究其实质是发现被告在主观上确实有鼓励他人侵权的恶意，由此才导致其承担协助侵权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被告在主观上存有恶意，则被告仍可享受索尼案通用物规则的“庇护”。“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协助侵权的成立。”这就使得新技术的开发者和推广者不至于背上太重的积极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没有应原告的请求对产品“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从而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留下了不确定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最高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P2P软件仍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尚未形成较为固定的形态 ，因此不宜过早地总结出僵化的判定侵权的方法。
四． 案件外的思考
同先前的案例一样，该案的矛盾核心仍然在于影音产业代表与技术开发商对版权作品的经济利益的争夺。现实的情况是，P2P软件的传播范围早已超越了国界，网络的无国界性增加了诉讼的复杂性，因此，影音产业界不可能仅依靠一纸胜诉判决就封杀所有的P2P软件，“杀一”并不能“儆百”。在未对P2P软件找到有效的技术控制方式之前，争论（不论是在法庭、国会还是国际上）是不会休止的。最终的解决之道仍然是找到适当的商业模式并通过产业间的合作来达到共赢，利用而不是封杀新的数字化传播媒介，毕竟，诉讼只是达到商业目的的手段之一。
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