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的通知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文化部等
关于印发《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的通知
国科发高〔2012〕7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党委宣传部、财政厅（局）、文化厅（局）、广播影视局、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党委宣传部（广电局、出版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科技部会同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编制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
科技部 中宣部 财政部
文化部 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
二Ｏ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增强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制定本纲要。
一、形势与机遇
当今世界，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态势已发生深刻变化，文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竞争的重要力量。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等新经济特征，已成为当今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科技与文化融合态势凸显，主要由数字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掀起的高科技浪潮在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业态。科技已交融渗透到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关键环节，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和重要引擎。文化产业国际化竞争趋势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形成了强大的文化传播体系，其文化产品覆盖全球，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由此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民族文化和价值理念带来冲击。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加强，有力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然而，从全球文化竞争格局来看，我国文化科技发展仍相对滞后。一方面，文化领域的核心技术和高端系统装备国产化不足、进口依赖度高，造成文化产品制作成本昂贵、文化服务效率低下，制约了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文化和科技融合不足，相关科研成果与文化领域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缺乏既通晓高科技又熟谙文化的复合型人才，难以创作出民族文化与高科技手段高度融合的文化精品，影响了中华文化自身的感染力、表现力和传播力。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科技发展正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首先，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其次，我国文化科技发展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是我国文化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条件下，文化消费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巨大的人口资源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科技创新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舞台。二是我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已有相当规模和水平，三网融合步伐加快，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的支持，我国在文化科技相关领域已经积累了一批技术成果，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国际知名企业不断涌现，为我国文化科技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全球文化产业仍处于发展阶段，相关体系与标准尚未健全，而文化技术体系具有系统性、集成性和应用性的特征。我国有可能在文化装备制造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系统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促进文化领域技术和产业体系整体的跨越发展。四是文化产业具有鲜明的区域和民族特色，外来文化难以快速扩张，这一特点非常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科技和文化产业的自主发展，并借助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通过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创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掌握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权，提升我国文化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文化科技创新作出战略部署，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把握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的良好契机，加强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全面提高文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对我国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加强文化和科技融合，探索建立文化和科技融合路径，全面提升文化科技创新能力，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基本原则
—创新引领、促进融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科技创新必须始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促进有利于文化和科技有机融合、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和机制的形成。
—市场牵引、应用驱动。文化科技创新要以需求为导向，应用为驱动，市场为牵引，结合文化科技发展的特点，注重对文化各重点领域重大科技需求的分析凝练，结合实际应用，开展技术创新，真正解决文化发展遇到的实际技术难点问题，实现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的有机融合。
—技术集成、模式创新。科技创新已渗透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现代科技成果和技术积累，加强技术集成创新，提升文化领域的科技含量与技术水平，强化发展模式、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的创新，推进文化和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整合资源、统筹兼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凝聚各相关领域的系统力量，发挥整体优势，坚持开放合作，广汲各方资源，创新组织方式，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主线，统筹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行政管理的科技进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三、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总体目标
围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科技需求，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先进技术支撑文化装备、软件、系统研制和自主发展，提高重点文化领域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文化领域技术集成创新与模式创新，推进文化和科技相互融合，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调整和优化，推动新兴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提高文化事业服务能力，加强科技对文化市场管理的支撑作用；开展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建设，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的文化和科技融合型领军企业，加强文化领域战略性前沿技术前瞻布局，培养一大批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培育发展以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核心，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重要支撑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
到2015年，文化科技共性支撑技术取得重要突破，科技对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提高，以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为主体的产业化载体建设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科技服务能力和文化行政管理科技手段显著增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建立，重点文化领域科技支撑水平显著提升，推动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到2020年，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成为文化发展的核心支撑和重要引擎。文化科技发展环境不断完善，文化科技创新充满活力，高素质文化科技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得到完善，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基本形成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事业进步、规范文化市场秩序的文化科技支撑体系。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二）主要任务
1. 加强文化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1）加强文化领域共性技术研究与关键系统装备研制
加强文化领域战略性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研究，提升我国文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面向文化产业和行业发展科技需求，开展文化内容创作、生产、管理、传播与消费等文化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增强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支撑能力，提高文化产品的创造力、表现力和传播力。研究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共享、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安全监管、文化诚信评价等文化管理共性技术，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开展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网络文化等行业关键设备与集成系统研制，提升文化重点领域关键装备和系统软件国产化水平。
（2）加强文化领域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研究制定文化资源统一标识、核心元数据、分类编码和目录体系、数据格式和数据交换等通用技术标准规范，促进文化资源整合和共享。研究制定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网络文化等重点文化行业技术和服务标准规范，引导和规范相关产业和行业健康发展。
2. 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优化和升级
（1）文化艺术
重点围绕演艺、工艺美术等产业发展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服务示范。研究增强舞台艺术表现力的声光电综合集成应用技术、基于虚拟现实的舞美设计与舞台布景技术、移动舞台装备制造技术和演出院线网络化协同技术等演艺关键支撑技术，提升文化演出的艺术创作力、感染力、表现力和传播力，调整和优化传统文化演艺产业结构。加强高新技术与陶瓷、漆器、织造、印染、雕刻等中国传统工艺有机结合，研究建立文化艺术品知识数据库，在传承民族传统工艺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焕发生命力。
（2）广播影视
围绕下一代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视、地面数字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直播卫星、电影产业科技提升以及融合网络创新服务等广播影视文化产业布局，重点研究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关键支撑技术，地面数字电视与有线和直播卫星协同覆盖与综合管理技术、影视动漫生产与集成制作技术以及新媒体集成管理与分发传播技术，促进广播电视网升级换代及新技术推广，提升影视制作质量和效率，提高影视装备国产化水平，推进网络与内容协同发展，形成网络互通、内容丰富的广播影视文化传播服务体系。
（3）新闻出版
围绕新闻出版全产业链上的内容资源集成、出版、印刷、发行、版权保护等重点环节开展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加快全媒体资源管理与集成技术、语义分析搜索及自动分类标引技术、多介质多形态内容发布技术、彩色电子纸等新兴数字显示技术的研究，促进传统新闻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覆盖网络、手机以及适用于各种终端的数字出版内容生产供给体系；研究数字印刷和绿色环保印刷技术，促进传统印刷设备的升级改造和节能减排；重点支持电子图书、数字报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数据库出版、手机出版等数字出版新兴业态，提升创新能力；研究数字版权保护关键技术，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
3．推动新兴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1）创意设计
加强文化创意设计与展示自主核心技术和装备研发，形成整体技术集成解决方案。构建专业化媒体超算与协同式创意设计云服务平台，面向广告、会展、工艺品等文化创意设计开展社会化服务，提升文化创意设计的表现力和创作力，提高创意设计效率和质量。研发文化主题公园关键技术及装备，形成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提升主题公园创意设计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旅游应用服务效果。
（2）网络文化
研究网络原创文学、微博、网络剧、微电影等新兴网络文化形态、网络信息集成传播技术及前沿引导技术，研究新兴网络文化创新服务模式，繁荣民间文学、影视、音乐创作与传播。研究基于互联网群体互动的新型文化生活服务集成应用技术，建立网络文化信誉社会监督机制，突破网络社会系统安全监控监管技术，引导新兴网络社交服务业规范健康发展。
（3）推动文化科技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研究文化科技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集成技术，增加相关产业文化科技含量，促进创新文化建设。融合中华民族地理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构建中华地理风情和民族文化信息资源库，开展红色旅游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走廊旅游服务应用示范，繁荣文化旅游服务经济。研究新型网络娱乐化学习模式与云服务平台技术，聚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学习资源开展应用示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高质量科学普及，创新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与传播，提高全社会文化和科学素质。研究动漫游戏与虚拟仿真技术在设计、制造、科普、教育、体育、建筑、旅游、商务等产业领域中的集成应用，加强动漫衍生品综合开发及文化娱乐装备的集成制造，促进动漫创意文化元素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4．提升文化事业服务能力
（1）文化资源传承和保护
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和开发利用，重点针对文物、典籍、民俗、宗教等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需求，研究突破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数字文化资源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营并行互惠的运行模式，整合各类文化机构传统文化资源，开展文化资源数字化公共服务与社会化运营服务示范。开展出土出水文物保存、无损检测及保护技术研究，加强高新技术与传统工艺结合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方法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2）公共文化服务
结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家书屋、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文化公共服务平台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重点针对农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及工地等的精神文化生活实际需求，实现对公众文化产品的普惠和精准投放，推动全社会文化共享，提高国民文化消费力。充分利用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渠道，聚合国际文化交流资源，构建网络化国际文化交流服务平台，架设国际文化互通的桥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3）文化市场管理
针对多种形态网络环境中各种形式文化内容的传播安全需求，研究文化安全信息监管、文化安全评价及文化传播平台安全管控技术，形成文化安全监管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强化文化执法科技手段。完善文化产品评估标准体系，建立版权公共管理与举证服务平台，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研究文化市场信用和诚信服务评价机制，加强监管，营造诚信经营市场秩序。
5．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建设
（1）加强文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
依托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建立一批各具特色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重点选择若干文化产业特色突出、条件好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强文化科技产业集群建设，探索集群式发展、创新链和产业链互动结合的新模式。研究完善促进高技术企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培育一批带动性强的文化科技创新型领军企业，促进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加强项目、基地、人才和政策的统筹，加速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2）加强文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以提高文化科技创新能力为目的，建立和完善文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文化科技企业，培育建设若干文化科技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文化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提高文化领域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文化科技专业孵化器和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促进文化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培育和扶植文化科技类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加强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构建以技术创新型企业、文化综合服务运营商及骨干文化企业为主体的文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面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文化产品与设备测试服务平台建设，建立测试服务体系，提供社会化检测和咨询服务。
（3）完善文化科技工作体系和统计评价体系
以促进文化科技创新发展为目标，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积极探索跨部门合作新机制，鼓励地方科技部门、文化部门建立文化科技协调工作机制，形成有利于文化科技发展的工作体系。加强文化科技工作统计制度、指标体系、调查方法的研究，逐步探索建立一套适用于评价文化科技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发展潜力以及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的宣传、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在全社会形成支持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跨部门、跨地方协调工作机制
文化科技创新工作涉及面广，既有跨部门、跨区域的共性技术研究，又有行业和区域协调的应用示范，需要各方面密切协作，整体规划推进。建立由科技部、中宣部、发改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门参加的文化科技创新工程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创新组织方式，加强整体协调，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推动工程各项具体工作，保障工程的顺利实施。
（二）完善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扶持政策
把文化科技重大项目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予以持续稳定支持，支持开展文化科技创新。文化科技类企业符合相关条件的，按规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现行有关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技术成果向文化企业转移，支持文化企业提升科技研发和技术集成应用能力。
（三）建立健全文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综合运用资助、贷款贴息、政府购买服务等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支持方式，通过政府资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参与文化科技相关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鼓励民间创业投资机构、科技担保机构搭建文化科技投融资服务平台，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创业投资、贷款担保和银行融资服务。推动条件成熟的文化科技类企业上市融资。
（四）加强文化科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加强理工学科与人文、管理学科的交叉融合，支持高校设立文化科技交叉学科，支持科研院所开展文化科技专业研究生培养，培养文化科技融合人才。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建设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综合性研究中心。依托国家各类人才计划，注重对高端文化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造就专业化、复合型的人才队伍与团队，为文化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五）积极开展文化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支持文化科技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科技的引进吸收再创新，提升我国文化科技整体水平。推动建立内地与港澳台在文化科技领域的合作机制，深化双边、多边和区域文化科技合作，提升我国文化科技影响力；支持我国文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推动文化领域自主标准国际化。
被告人口供的审查
作者: 冯明超
刑法规定无论贩毒数量多少，都应追究刑事责任，毒品数量以查证属实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贩毒犯罪的蔓延。但在审理贩毒案件的实践操作中，对贩毒犯罪证据如何审查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具体的证据规则，给贩毒案件的审判带来了困难，以致出现毒品证据审查混乱，事实认定随意性大，判决结果不统一的情况。下面笔者对此问题略抒已见，期冀砌磋。
一、证据本身固有的瑕疵，影响对事实的认定
(1)、涉及毒品来源和去向的事实难以查证。毒品是贩毒案件的核心，直接牵涉到案件发展的全过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然而对于涉毒犯罪的取证较难，原因有如下：第一，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多采取零星贩卖手法，以暗号或熟人交易方式，形成较固定的供需网络，不易被发现。第二，一些罪行严重的贩毒分子，明知法不容诛，故拼死抵赖，不供毒品的来源、用途、去处，切断线索。第三，我国基本上仍是毒品过境国和被输入国，毒源在境外，国内尽管有少数不法分子偷种罂粟，但只能自行熬制鸦片等粗制品，并未有加工海洛因等精品的技术和条件，大数量高品位的毒品几乎由国（境）外走私，无法截断源头。第四，毒品老板在境外，涉及外国人较多。有些是国内犯罪分子与泰国、缅甸、越南等毒犯相勾结，从境外偷运毒品入境，进行贩卖；有些是与台澳等地的毒犯相联系，从国内走私毒品到台澳地区，由于我们与邻近一些国家及台澳地区在司法协助方面存在问题，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等因素，不可能到境外取证，缉拿罪犯，从而使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第五，毒品是直接损耗性消费品，一旦贩入“瘾君子”手中，很快被吸食、注射而灭失。第六，相当数量的贩毒案是由公安机关“特情”提供线索而破获，由于涉及到保护特情将其排除在正式诉讼之外，使案件来龙去脉不清。综上原因，被查获相当多的贩毒嫌疑人，没有完整地实施从制造到贩卖毒品终了的犯罪全过程，一般都在寻找买主，运输途中，交货之时被公安机关抓获，除人赃俱获外，对少数贩毒者因身上没有毒品而无法将其促拿归案。一般而言，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直接控制、支配毒品阶段的犯罪事实较易取证认定，而对毒品来源和去向两个环节的事实，调查取证阻力颇多。因此，如果是人赃俱获的案件，通过毒品刑事技术鉴定结论与被告人供述、公安机关提供现行抓获的证明材料等基本证据相互印证，就足以认定被告人确有贩卖毒品的基本事实。即便毒品来源和去向事实不清，从根本上也不影响追究被告人贩毒的刑事责任。而对那些未查获毒品且无法查证毒品来源和去向的案件，即使有被告人供述，也不能轻易地认定贩毒犯罪事实。因为，第一，存在被告人翻供的可能；第二，没有其他证据与被告人供述相印证，在这种情况下，证明毒品来源和去向的证据材料，显而易见是证明其贩毒的基本依据和重要佐证。
(2)、毒品的刑事技术鉴定问题颇多，不利于公正、客观地裁量刑罚。毒品是直接反映被告人行为危害大小的特定物，它不仅是物证，而且对其鉴定得出的结论也是客观反映贩毒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之一。刑法只要求对毒品进行定性鉴定，不要求定量分析。笔者认为对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并不等于就不对纯度进行鉴定，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毒品含量极低，确有大量掺假，在处刑时要酌情考虑，掺假之后的毒品数量超过死刑标准的，不能判处死刑；对明知是假毒品而贩卖的，可能不构成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而是诈骗罪。目前有些地方公安局对毒品纯度进行了鉴定，有的地方公安局没有对纯度进行鉴定，作法不统一。其次，毒品鉴定工作技术手段落后，直接影响鉴定结论证明的效力：一是不严格执行刑事技术鉴定规则，致使作为重要证据的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客观性受到质疑；二是鉴定结论不详细，检验方法、步骤交代不清，论证说理不强。其三，对一案中查获的多件包装的可疑物品，只对其中若干件抽样检验，定性结论却囊括全部，不符合GB2828-87“抽样程序”规定的样本数，使检查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缺乏精密检测专业技术、概率论和误差理论等基理知识。
二、对被告人口供的审查
被告人口供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被告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当事人是最了解案情的人，他们对是否实施犯罪，怎样实施犯罪，比任何人都清楚，真实的口供能较全面详尽地反映案件的全貌；另一方面，由于被告可能成为定罪科刑的对象，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告人的口供又具有较大的虚假性。口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必须十分重视口供，在判决证据时又不可轻信口供，贩毒案件被告人口供应注意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1）、初次口供审查判断。在被告人被抓获的初期，由于惊魂未定，做贼心虚，初次同公安人员接触时形成的材料，一般具有较高的真实性，通常情况下，贩毒案件被告人在这一时间多数容易说出真实情况。对这部分口供的审查，应注意审查被告人的供述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如无诱、逼、套、指供的情况，被告人供述的犯罪情节较为完整，可认定其真实性。有的被告人系惯犯，多次犯罪，时间、地点已记不清，可能会重复供述，导致公诉机关重复指控，就重复指控的事实不予认定。如盗窃案中，被告人供述了某年5月中下旬，偷了三次，无犯罪情节，高度概括；而后来又供述5月16日、5月20日、5月22日、5月25日、5日月28日盗窃的犯罪事实，前三次如果不能讲清具作作案时间、地点、无法与其他人以口供相吻合，与被害人的指认一致，就无法排除前三次与后供述的五次重复的可能，针对这种情况，前三次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应认定。对于违反法律程序取得的供词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翻供的审查判断。翻供是指被告人对原供的推翻，有部分或全部推翻。对于翻供，不能一律视为坏事，推翻虚假的供述对案件的真实情况的确定反有好处。因此，供认后推翻不等于没有口供，而是哪种口供真实可信的问题，对于翻供的审查应注意查明被告人原供的动机和条件；翻供的原因是什么，原供在取得时是否有违法情况，还要注意查明翻供时机和阶段，是否受他人的教唆以及翻供的内容是否符合情理和逻辑，有无其他证据印证。通过审查，被告人翻供有道理，原有的供述不应采信，应以当庭供述与其他证据综合起来认定事实。
（3）、同案被告人口供的审查。贩毒犯罪多系共同犯罪，由于同案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的罪责轻重不同，处理结果不同，同案犯有可能互相推卸罪责，特别是可能会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为了立功或者自首，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以保全自已的性命，从而做出虚假的供述。审查时应注意：(I)、同案人之间有无事前、事后串供，有无攻守同盟。一般情况下，口供之间如出现反常的一致性，则表明同案人之间有过串供或订有攻守同盟，对一人包揽全部罪行，其他同案人否认犯罪的，要善于从口供中发现矛盾，找出破绽，以制服被告人，使其作出真实的供述。(II)、对于同案人口供作定案的基本证据，要注意查明同案人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有无逼供、诱供、指供情况，对未经查证属实的一方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判断另一方被告人口供是否确定的标准。(III)、对未查获毒品物证的案件，不能仅凭同案人口供定案，必须查清毒品的来源、去向。一般来说，根据下列标准处理：a/: 一个或多个被告人，多次供述，由于认罪态度较好，如毒品数量、价格、买卖时间、地点都较为吻合，这种口供可信，能认定。b/: 买卖双方不是同时被抓，毒品在卖主或买主一方手中，被缴获毒品的一方，作了如实供述，而另一方，在审讯作的供述，主要情况与前一方吻合，可以认定。c/: 有多个被告人的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做了供述，有少数被告人始终不作供述，而多数被告人的供述之间有主要情节吻合，是比较有力的证实，是可以认定的。d/:买卖双方不是同时在现场抓获，只有一方被告人供述，另一方不供述，又无法获得其他旁证材料印证，形成一对一，是孤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e/: 被告人虽承认贩毒事实，但对贩毒数额前后供述不一致，又没有其他旁证可以证明的，应以“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来认定。
三、证人证言的审查。贩毒案件的证人包括从犯罪分子手中购买零星毒品供自己吸食、注射的人，在被告人欺骗下，不明真象为被告人走私、运输毒品的人，目睹他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人，从他人口中探知毒品来源而提供传闻证据的人等等，这些证人，由于身份不同，其证据力和证明程度也不同。（1）吸毒者的证言审查。在贩毒案中，吸毒人员是案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对毒品交易的整个过程耳闻目睹，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有清楚的了解，可以证实买卖毒品的时间、地点、贩卖人的体貌、口音、衣着等，证言很具直接性。并且，在我国，吸毒不为罪，吸毒人员作证时是无需隐瞒购、食毒品事实，证言相对可靠。但是，也要弄清楚被告人与证人是否相识，有否利害关系，有无作假证可能性；吸毒人员作证时身体状况是否正常，头脑是否清醒，这对提高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及证明力是非常重要的。（2）对“特情”证言的审查。“特情”是公安机关设下的提供线索的耳目，很多贩毒案都源于此类线索。在审查“特情”证言时，首先要注意“特情”与被告人及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这与“特情”报告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多数情况下，“特情”发现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报告，是出于正常的工作目的，但个别“特情”为了立功或取得公安机关的信赖，有的甚至为了获得奖金、报酬不惜夸大事实，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设圈套引诱犯罪。案件的情况与“特情”的证言不一致，应按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其次，审查“特情”有无诱人犯罪情况，对被告人的申辩应足够重视审查有无被诱骗的情况，如被告人与“特情”说法有矛盾，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又无法排除矛盾，在量刑时要酌情考虑。对“特情”为破获“大案”让被告人再次搞来毒品的行为，对被告人处刑时要酌情减轻，无论毒品数量多大，均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要注意审查“特情”证言取得方式是否正当、合法，有无逼、骗、诱等情况。“特情”报告内容的合法性是“特情”证言真实性的保证，“特情”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其身份公安机关有无材料说明以及报告内容是否以证言笔录的形式反映，报告人是否签字、盖章、笔录中涂改过的内容是否盖章认可等都要审查过。
四、对“抓获经过”材料的审查。贩毒分子一般都是在交易时被一网打尽的，其交易的场面、过程、细节都在抓获经过材料中得以体现，所以笔者认为，抓获经过材料应是贩毒案中最有力的佐证，因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办案人员亲眼目睹了在场的所有人的活动，有的还扮做吸毒者诱发交易的进行，摄下交易的全过程，对这一犯罪现象的认识应是十分透彻的，其所做的书面证明更具有直接性和证明性。在审查抓获经过材料时应注意查明：（1）抓获材料是否合法，材料是否如实地记录抓获被告人时所发生的主要情况，是否客观地反映抓获过程，记录中有无抓获人员的推测，判断和随意取舍的情况，抓获材料制作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手段是否完备。（2）抓获材料内容是否齐全，抓获时间、地点、被抓获人的姓名、职业、住址以及抓获现场的具体位置及周围环境是否清楚，查获毒品的名称、数量以及毒品被查获时的存在状态是否清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些公安机关让“特情”或已被羁押的嫌疑人引诱他人犯罪，在“抓获经过”中却只字未提，而被抓获的嫌疑人却辩称有引诱的事实，针对这种情况，应由法院通知公诉机关补充证据，公诉机关拒绝提供或无法查清的，在量刑时要考虑，对判处死刑的，要留有余地。
五、“明知”证据的审查判断。认定“明知”的证据有告诉明知和被告人应当知道是毒品的认识明知。告诉明知是被告人在贩卖毒品时已被明确告知所贩卖物品为毒品；认识明知是指依据被告人年龄、知识和认识能力结合被告人在帮他人贩卖毒品时各种情形以及毒品被查获时的存在状况，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推断被告人主观上应当知道是毒品。对告诉明知、审查证明时应注意被告人在取得毒品时，对方是否确定告诉为毒品，有无供述在案，必须在排除对方有意栽赃、陷害、诬告的情况，其供述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明知的直接证据。对认识明知，应注意审查被告人在帮他人贩卖毒品过程中的事实是否清楚，有无证据证明，这些证据是否能证明被告人应当知道是毒品，推断被告人应当知道的间接证据是否已具备。一般来说，下列事实可以认定具有“明知”故意：（1）采取隐蔽方式从事禁毒法中规定的客观行为，如将毒品巧妙隐藏后贩卖，在隐蔽地方贩卖毒品等等。这种隐蔽方式已说明行为人事先有准备地进行贩卖毒品活动，企图逃避法律制裁。（2）当执法机关对其进行检查时，抗拒检查或逃跑的。例如张某在机场接受检查时，神色慌张，略一质问，就弃箱逃跑，当场被查获海洛因1100克，案犯被抓获后不承认自己知道箱内有毒品，但行为人的逃跑行为实际上已经说明其主观上明知携带的是毒品。
? 作者: 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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