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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执行人员的心理素质

张洪军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做好执行工作的基础，在当前人民法院执行任务繁重，执法大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下，重视对执行人员的思想教育，培养其优良的心理素质，以期使他们成为能征惯战，有勇有谋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显得尤其重要。
执行工作是法院审判工作的继续，是法院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执行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人民法院必须严肃执法的客观需要给执行人员的执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左右执行人员的执法水平的诸因素中，执行人员的心理素质的优劣是最基本的因素。一个优秀的执行人员应当具备以下心理素质:
一、执行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民法院应该是最具负责精神的机关，它既然用判决、调解或者其他法律文书明确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该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使有履行能力的案件成为现实。如果言而无信，行而无果，生效的能够执结的法律文书不能执行，那么久而久之必将失去民心，影响形象。根据审执分立的原则，此项任务历史地落到执行人员身上，故执行人员首先应具备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即树立起不论在执行工作的进程中有多少艰难困苦，都要有坚定不移地、锲而不舍地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变为现实的信念。那种消极应付的心理，那种牢骚满腹的情绪，那种不求进取、不负责任、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都是不足取的。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产生创造进取精神，就会任劳任怨、百折不回。
二、执行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
执行人员要把办理每一件具体案件与“改革、发展、稳定”紧密联系起来，以求达到最佳社会效果。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法院有较强的依托感，作为法院的执法人员——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直接实施者，人们对他们更为注目。他们应该全局在胸，心系整体，在办理案件中，既要考虑到案件的直接结果，又要考虑到案件的社会效果；既不能因干扰多、关系复杂而无所适从，又不能只顾一案的质量与效果因小失大；既要考虑本地区的利益，更要考虑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总体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全局观念的执行人员不是个好执行人员。
三、执行人员要有无所畏惧的胆略和勇于开拓的魄力
实践证明，在同等条下，能够克服“执行难”，多办案的好手，往往是那些胆大、心细、有谋略、有魄力的执行人员。他们具备一般优秀审判人员所具备的处事稳妥，谦虚好学，熟知法律知识，秉公办案的优秀品质，又有敢于冲锋，勇于拼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胆略。执行人员的胆略和魄力来源于对案件事实的深刻了解，来源于对法律知识的融汇贯通，来源于对神圣职责的高度责任感。
四、执行人员应该有强烈的求知欲
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以及其他应由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应该予以执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认为对这些生效文书不加审查和研究而一概予以执行，也是错误的。首先，法律赋予执行人员一定的监督权，即对确有错误的执行根据依法提出异议，并经法定程序不予执行。其次，即使在执行根据并无任何错误的情况下，也应该考虑执行的社会效果，而从实际出发讲求方法、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这里就需要执行人员掌握法律知识、社会知识、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学问，例如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执行人员在细心阅读的基础上，不仅要弄清执行根据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是否属实，法律依据是否准确，办案程序是否合法等，还要弄清执行程序中每一环节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如遇法定的不宜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如执行根据确有错误，执行异议成立，有可能执行回转的案件），应及时向院长报告，以期防错案于未然，避免由于执行措施的失误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五、执行人员要有策略意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同样要高度重视政策和策略，学会采用灵活机动的方法策略执行案件。首先要有与当事人进行较量心理战略的策略思想，以深入扎实的调查工作摸清被执行人的心理状态，及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原因。在心理上制胜被执行人，迫其就范。其次要学会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执行不同的案件，每一案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同时在执行进程中会出现很多新情况。因此，执行人员要认真分析每一件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尽可能适合该案件实际情况的方法执行之，切不可用一个模式的执行方法对待所有案件。
六、执行人员应具备临危不惧，处事不惊的良好心态
执行人员控制能力、应变能力来源于忠于职守的正义感，来源于无坚不摧的过硬心理素质。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执行人员遭围攻、群众性“抗法”事件时有发生。一遇到这种情况，执行人员要沉着、冷静、指挥若定，以公正执法者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讲法律、叙情理、打动民心，制服个别煽动闹事者，努力争取多数，把握工作节奏，有力有利有节地控制事态发展并达到最终目的。
七、执行人员应始终保持稳定的思想情绪
稳定的心理素质是办好每一件案件的基础，也是应当贯穿于办理案件始终的思想情绪。稳定就是稳如泰山，就不应是大起大落，起伏无常。稳定就应切戒急于求成，浮躁盲动，案件一时执行不了要坐下来研究对策，正面进攻不奏效，可以采取迂回战术，强攻不下，可以“智取”。思想深处固然要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但却不可有因一时执行不了案件就非要强攻硬拼的冲动。切实避免不分对象，不加区别，任性蛮干，而人为地造成执行工作的被动。
八、执行人员应具备忍辱负重的心理素质
内部的外部的以及自己心理中的种种困难，纵横交错，盘根错节，但作为一个优秀的执行人员应该胸怀博大，容“百川于心”。心理承受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执行人员素质的高下，勿以一言善恶而动怒，勿以自己一时冲动而定取舍。在执行中不为人们所理解之时，要想一想大局，想一想事业，轻松地舒一口气，把心理调整平衡，以求继续完成自己的既定任务。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主要依靠执行人员的自身学习和实践，当然，也离不开领导培养教育。在学习和实践方面，执行人员应认真阅读与执行有关的专业书籍及心理学专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执行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磨炼意志，锻造良好心理，法院领导在抓执行队建设中，侧重抓好执行人员优良心理素质的培养，努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思想上进、工作进取、业务过硬的执行队伍。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浅析侵权责任法可能对医疗纠纷产生的影响

万欣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法将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起草之初就引人瞩目，特别是其中医疗损害责任的内容，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从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来看，与现有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其施行势必对医疗纠纷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就有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主要为解决198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不适合社会实践的问题。《办法》在实施十余年后，产生了众多矛盾：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过于狭窄，将医疗差错排除在外；鉴定体制不合理，被人称之为“老子给儿子鉴定”；赔偿金额过低，赔偿范围限制在3000－8000元。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办法》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甚至在不少卫生局居中调解的医疗纠纷中，《办法》所确定的赔偿金额都不被作为调解的依据。因此出台一部新的规范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文件势在必行。《条例》的出台一度被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良方，被认为是有效解决医疗纠纷的一个新法规。

　　可是《条例》施行中，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争议在：四级医疗事故 “造成患者明显伤害”的的定义没有将所有损害涵盖在内；医学会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赔偿项目缺少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多数情况下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于这些争议，致使不少患方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想法设法规避《条例》。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进行审理。不少学者惊呼《条例》被边缘化了！其实我们回过头看一看，《条例》所出现的问题与《办法》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条例》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解决《办法》的缺陷，因此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实施后很快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次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必将对《条例》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1、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将不再作为审判依据。

　　近年来，由于《条例》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缺少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因此而广受诟病。一些地方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时，往往参照《解释》的规定，同时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而在更多的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司法鉴定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医疗纠纷中，法院就直接按照《解释》的规定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因此在卫生部开展的关于修改《条例》的课题研讨过程中，多数专家也认为应当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范围。但是基于众多专家的医学背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医疗事故损害属于特殊侵权，存在众多特殊性（例如主观过错不同，医疗机构存在强制医疗义务，甚至存在医疗保险），因此其赔偿责任应当也有特殊规定，起码应参照航空赔偿那样存在封顶的规定。笔者一直对这些观点不敢苟同，认为《条例》的修改就应当将赔偿责任这一部分删除，不要试图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任何限制性规定。任何限制性规定都将导致《条例》的被规避，从而彻底丧失《条例》的公正、威严，丧失《条例》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所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而再次被边缘化。

　　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责任列入第七章进行规范，这就意味着医疗损害赔偿彻底纳入民法调整范围，不再存在特殊赔偿的情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将也按照第二章责任方式的有关规定进行赔偿。而第二章规定的责任方式与《解释》的规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预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时，将根据法律的规定，通过完善《解释》来对侵权赔偿责任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进一步细化。这个司法解释必然也是适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不可能出现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单独规定的情形。这样多年以来，关于医疗损害是一种特殊类型损害，不应当与一般民事侵权承担一样的赔偿责任的观点基本上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同样《条例》关于赔偿责任之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以后必然将被束之高阁。

2、《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将彻底失去意义。

　　《条例》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中，四级医疗事故被定义为“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并且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有可能导致造成患者不明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不被认定为医疗事故，而无须承担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又实际上构成了侵权，患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形。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被边缘化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个规定本应理解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造成患者不明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规定的执行却严重走形。不少法院简单理解为凡是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均可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继续鉴定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最终按照《解释》的规定进行赔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条例》任何一处对患方不利的瑕疵均被无限扩大成一道裂痕，最终导致《条例》的边缘化。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与《条例》关于四级医疗事故的定义，以及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大相径庭了。显然《条例》的这些规定将失去现实意义。

3、《条例》规定的医学会鉴定体制面临巨大考验。

　　如前所述，《条例》为解决《办法》规定的鉴定体制问题，设立了由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体制。这个鉴定体制在当时情况下应当说还是更为科学的。但是好景不长，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条例》规定的医学会鉴定体制与《决定》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冲突。在医学会是否应经司法行政机构登记并公告、鉴定人是否署名、鉴定人是否出庭接受质证等方面均存在严重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就委托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问题往往就成为医患双方反复争执的焦点问题。有的地方法院出台了一些内部规定，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更多地方没有内部规定，法官也无所适从。

　　因为认为鉴定问题属于程序性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就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进行规范。这一问题将有可能在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届时如何确定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将极大的影响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如果司法解释确定医疗纠纷的鉴定统一到司法鉴定，那么《条例》关于医学会鉴定体系将只能运用在行政处理程序中，退出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条例》、《办法》过于强调了医疗损害的特殊性，致使其在诉讼中被越来越快的“边缘化”，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将《条例》更进一步的推向尴尬境地。

二、侵权责任法埋下了加剧医疗纠纷的伏笔。

1、如果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将把医疗纠纷推离法院。

　　在侵权责任法草案公布伊始，因其规定医疗纠纷中患方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正置），笔者就曾撰文《举证责任别把患方推离法院》。提出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应在现行规定（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基础上加以完善即可，不能由患方就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表面上看似乎举证责任正置减轻了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放手为患者治疗，减少过度医疗。但是这样规定完全忽视了患方在这种情形下的反应。在当前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情况下，尚有不少患方不敢、不愿去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一旦举证责任正置，必将有更多的患方不敢、不愿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而作为医疗机构来讲，通过诉讼解决大多数医疗纠纷是最佳选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医疗纠纷对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的影响。如果发生医疗纠纷以后，患方都不敢、不愿打官司解决，实际上对于医疗机构来讲并不是好事。

　　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些规定确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及附条件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患方在医疗纠纷中应当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或者至少证明医疗机构存在法定的三种情形，且存在因果关系。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明确的话，很难认为患方会更有打官司的勇气。

　　医疗纠纷中的患方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决不是医疗机构的福气，而更像是一个灾难。

　　况且侵权责任法关于推定过错的三种情形实际上对于减轻患方举证责任根本于事无补。能够证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性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到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性，且和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此时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构成侵权了，此种情况下再推定存在过错是题中应有之意，对患方帮助不大。而另外关于医疗机构隐匿、拒绝提供、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实际上很少能够直接与患方损害后果相关。即便患方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存在上述情形，也无法证明这些对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造成了自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损害，因此侵权责任法的这个规定对于患方来讲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显然举证责任正置的规定将进一步将患方推离法院。

2、提供病历资料的规定将加剧医疗纠纷的乱局

　　是否应当向患方提供病历资料一直以来就是医患双方争议的一大焦点。《条例》规定患方有权复印复制客观病历，对于主观病历可以一并封存。即便如此，患方也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要求提供全部病历。在进入诉讼程序以后，医疗机构由于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将全部病历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患方才可以得到全部病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