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收入分配/财税法制创新/分配正义
内容提要: 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不利因素，必须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各种改革路径中，法律手段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财税法在各类法律制度中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可以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分配正义是引领收入分配与财税法制创新的共同价值与目标，而其内涵在我国当前主要体现为对公平的重视。财税法从价值、功能到结构都与分配正义的内涵相契合。在与收入分配改革的互动中，财税法需要在平衡国与民、央与地、贫与富的关系上发挥作用，体现出财税法制创新中的分配正义观。
引言
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已不仅仅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而且成为关系国家稳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过大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导致贫富分化呈现加速的趋势。这种状况将对社会稳定带来直接影响。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贫富差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提高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1]在2010年、2011年“两会”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排在首位的焦点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词”。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在我国正在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问题。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合理的贫富差距，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质疑和反对现行的分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这也是导致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维稳”压力不断增大的原因之一。从短期来看，权宜性的措施或许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维护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的远景来看，必须从根源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需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那么，收入分配改革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推进？一般来说，在可供选择的路径或手段中，包括了经济、行政以及法律三种。其中，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能够达到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使得每个人都分配到更多的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各类主体的收入增加。这就属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的路径。利用行政手段来进行收入分配的做法也在我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更早的年代里，通过行政配给来解决分配问题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应该说，以上两种分配方式都具有其特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财富数量有限，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生产来创造更多的财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大量的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换言之，人们对分配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生产的关注。但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长期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则是对法律手段的忽视，在克服分配不公的手段上未能完成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的转变。因此，无论是现在已经着手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还是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设计，都应当尽可能地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2]在诸多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法律制度中，由于财税法与作为财富分配手段的财政税收之间具有的紧密联系，其作用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财税法治与制度创新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财税法制创新与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内在联系，能够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资源，与此同时，也为财税法的发展与创新设定目标。
一、作为公平的正义：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价值探索
在经济学上，研究分配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国民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初次分配，即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二是再分配，即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进行分配。财政既参与初次分配也参与再分配，但主要在再分配中发挥调节作用。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永恒的难题，原因在于分配的规则难以确定，而规则的背后则是价值的冲突。
（一）收入分配的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归纳
在人类的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可谓绵延不绝。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分配学说到近代西方经济分配理论，都明显体现出对收入分配的关注。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中指出，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在其设想的“乌托邦”社会中，全体居民均匀分配产品。[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主张实行平均的按需分配，这是一种朴素的公平分配思想，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奠定了基础。[4]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爆发后的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逐渐有了务实的倾向。埃蒂耶纳·卡贝把平等理解为相对平等而非绝对平等。[5]德萨米认为，合理的平等应该是“实际的平等”，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知识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按照需要来享受共同的产品。[6]圣西门的分配思想里开始出现了对平均分配的质疑和否定，提出了按照才能和贡献大小分配收入。[7]傅立叶也提出在按劳分配的同时也要考虑资本、才能进行分配。[8]欧文认为理想公平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9]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的核心是“平均”，这里既有历史贡献也有历史局限。贡献在于认识到分配差异过大的危害，而局限在于走向了极端的平均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思想中，极端平均的思想得到了纠正，而代之以“平等”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要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等价交换原则对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理论的影响。“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0]恩格斯强调公平与平等的区别，指出公平分配并不意味着平等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分配遵循资本家按资本分配、工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准则，其结果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公平分配和平等分配出现了分歧。列宁把公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原则，肯定了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公平分配得以实现的前提。斯大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把按劳分配基础之上的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所采用国家调节、集中管理的模式来实践公平分配，在具有实践价值的同时，显然忽视了自由在分配中的作用，因而最终遭到失败。
在西方近代的经济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分配的目的旨在保障自由和权利。其中亚当·斯密和萨伊都强调自由与平等的同等价值，倡导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福利经济学认为，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因此，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色彩。但是其进步的一面体现在，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提出了“重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命题。罗尔斯主义明确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即公平”思想。他指出，分配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安排。在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和公平的两个原则之中，差别构成了公平正义理论的核心。“认可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现代国家中对于工业经济运行时必需的或是能够极大提高效率的。”[11]
可见，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与公平分配，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总体上是一种民主化的分配思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尽管也提出公平分配，但是自由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通过对上述两类比较典型的分配理论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即在价值的层面上，平均、平等、公平、自由、效率等若干价值要素的较量。
（二）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价值提炼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尽管一直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采用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落后的分配方式尽管曾一度有利于经济恢复，却也隐含着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从1978年开始，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首先在农村被突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上的一个变化就是贯彻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体现出对效率的追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的障碍，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收入，城市分配制度改革开始推进。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提出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分配政策上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说法一直沿用到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关于分配政策的表述变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延续了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提出“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实践是沿着“平均－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的路径展开的，效率与公平的地位关系从“并重”的等量齐观到“优先”、“兼顾”的差别对待，再到“更加注重公平”。这既是经济规律作用使然，也是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的不断转换。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与制度中要寻找到使效率与公平之间协调与平衡能得以充分体现的“黄金分割点”。就目前来说，至少要做到要提高公平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即重视和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三）分配正义的内涵及其价值阐释
从价值的层面来看，无论是人类历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或理论还是我国收入分配的政策与具体实践，各类价值要素都在其中占据各自的地位。在这些价值要素中，“平均主义”显然是一种不够成熟或者仅在少数特定环境下才有意义的选择。相对而言，平等、公平、自由和效率常常成为令人们纠结的选项，原因在于这四种价值要素均内涵于正义的理念之中，并具有与之复杂的联系。例如，平等往往构成人们衡量是否正义的最直接的感受。自由甚至被视为是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12]不仅如此，自由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被具体化为基本人权的内容。“在当今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法律都承认了公民的某些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通常包括言论自由权利、集会自由权、迁徙自由权利、获得财产的权利和缔结合同协议的权利。上述权利往往得到宪法上的保护。”[13]当然，自由作为正义的内涵之一也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14]效率在正义的内涵中也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效率与正义从根本上讲不是相对立的价值。归根到底，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公平最能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而是最有效率的，非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不公平归根到底是低效率的。”[15]但是无论正义的内涵与构成多么复杂，它在实践中的最终表现为两类价值的冲突。如果用分类的研究方法来看，在平等、自由、公平和效率之中，平等和公平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可以构成一类“价值组合”，它们往往依赖外在的力量干预才能达到。[16]而自由和效率也具有同质的一面，可以构成另一类“价值组合”，它们主要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从机制上来说，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协调方式只能是法律制度。可见，两类价值组合必然基于法律这一协调机制而融合成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形态，即正义的价值。而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曾把正义分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并指出分配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17]在两类价值组合中，自由和效率更倾向于交换的正义，而公平和平等的正义更倾向于分配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显然具有对交换的正义进行矫正的效果。
正义作为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需要具体的价值要素来支撑和实现。这些支撑性的价值要素所处的地位是决定正义如何体现的关键。上述两类价值组合都曾被认为是正义的核心价值或最高价值，这说明两类价值组合都具有其合理性。究其原因，在于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正义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修正，学者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个性化的阐释。因此，正义的内涵无非就是根据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两类价值组合的权衡。但是“正义秉性的基本特征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改变，相反，这些基本特征不仅构成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里遵守不同的正义规范的共同动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定了正义规范性内容的范围。”[18]这就决定了正义的内涵需要通过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来表达和实现，而这种社会机制就是法律。关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历史上各学派争议不断，但是在收入分配的特定场景之下，“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客观机制中去把握。这样，正义就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相对的无法确定，它犹如一道阀门或过滤器，处在社会的治与乱、国家的兴与衰之间，决定着国家权威的凝聚和流失。”[19]
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来看，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而贫富分化的趋势也愈加严峻。以效率和自由的价值组合作为收入分配的正义内涵显然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中，效率和自由在正义内涵中的地位处于下降，而平等和公平的价值组合作为正义内涵的地位正在上升。故作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基本价值与目标的分配正义，其内涵应该是强调平等和公平的正义规范性，并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达到一种与自由和效率均衡的状态。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公平价值的严重忽视，这一问题已经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偏离了正义的要求。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应该是重新评估我国收入分配中分配正义的内涵构成及其位阶，提高公平价值在分配正义中的权重。
二、财税法的分配正义观
作为价值范畴的概念，无论分配正义的内涵多么丰富和复杂，从实践的需要来说，分配正义必须是可以具体化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分配正义必须具有客观和确定的标准，这种标准表现为适合一定经济与社会客观条件的价值构成。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要追求的是强调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也就是“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正义观。只有在这一理念指引之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当性依据。同样，作为现代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税法也在寻找这样的一种正当性。就中国财税法而言，这一探索经历了法律部门从综合到相对独立、学科体系从建立到趋向完善的过程。
财税法是一个涉及众多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领域，它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它不隶属于任何现有的部门法，而是一个采用独特划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与现有部门法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财税法学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独立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并且正趋于完善。正是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财税法摆脱了“征税之法”的传统观念，形成了诸多的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方法。
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财税法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法律子系统。可以说，既是治国安邦的“为官之道”也是保护人民的“为民之法”。所谓“为官之道”是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应学会更好地善征、善用、善管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依照法律掌控好政府的“钱袋子”。在财政收入方面，要取之合理、合法、合宪；在财政支出方面，要用之公开、公平、公正；在财政管理方面，要管之有规、有序、有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理性疏导和智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谓“为民之法”是要求财税法强调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力，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私有财产。
天祝藏族自治县草原管理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天祝藏族自治县草原管理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3月20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8月3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畜牧业经济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以下简称《草原法》）、《甘肃省实施草原法细则》和《天祝藏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规定，结合自治县的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县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所有草原，包括牧区、农林区的天然草原、草山、草坡、人工草地、半人工草地、退耕还牧地、郁闭度在0．3以下的疏林地和灌木林地以及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宜牧地。
第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畜牧主管部门主管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管理工作，乡（镇）建立草原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本乡（镇）的草原管理工作。
第四条 自治县设草原监理站、草原工作站，负责自治县草原行政执法、监督和草原技术推广工作，受畜牧主管部门领导。乡（镇）设立草原监理站或配备专职、兼职草原监理员，具体办理乡（镇）草原管理委员会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事项。各级草原监理员执行公务时，必须佩戴证
章，并出示证件。
第五条 自治县草原监理站行使下列职权：
（一）宣传贯彻执行草原法律法规，监督检查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利用；
（二）受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审核确定草原的所有权、使用权，办理草原登记、发放《草原使用证》和其他证件；
（三）协同有关部门按规定办理征用、占用草原的具体事项和在草原上开矿、采金、挖药材、采石、挖砂、取土、勘探、筑路、工程建设等审批事项；
（四）会同有关部门处理破坏草原及草原设施的案件和违法行为；
（五）协同有关部门办理草原的临时调剂；
（六）做好草原防火工作；
（七）核查草原载畜量；
（八）征收和管理草原补偿费、草原养护费、牧民安置补助费、育草基金和各种破坏草原的罚没款；
（九）办理奖惩事宜；
（十）办理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事项。
自治县草原工作站行使下列职权：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草原生产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二）进行科学试验，推广、应用草原生产先进科学技术；
（三）指导群众开展草原培育建设和饲草饲料生产；
（四）开展草原病、虫、鼠害的测报和防治工作；
（五）进行牧草种子的检验、检疫工作；
（六）测报草原载畜量；
（七）办理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有关业务事项。
第六条 自治县境内的草原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草原、草山、草坡除外。
全民所有的草原，集体所有的草原、草山、草坡，可以由乡（镇）、村、联户或户承包使用，从事畜牧业生产。
承包经营的草原，实行谁承包，谁管理，谁建设，谁利用；经发包方同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允许在本村牧户之间转包，但不得非法出租、买卖和变相买卖。
草原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七条 因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剂草原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由有关方面协商解决。
第八条 草原的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有利于团结和发展生产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自治县境内的争议，由县、乡人民政府处理；与毗邻省、市、县、区和非县属单位的争议，分别报请地区行政公署（州、市）或省人民政府处理。
在草原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争议双方必须撤出有争议的地区，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挑起事端，不得破坏草原及其建筑设施，不得拆除、移动草原上固有的边界标记。
第九条 国家、集体建设和农牧民宅基地建设需征用和占用草原时，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甘肃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征用和占用草原必须做到：
（一）需要征用和占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应向自治县土地管理部门和草原监理站提出申请，由草原监理站签注意见，土地管理部门按法定程序审批或报批；
（二）国家、集体建设征用、占用草原，应在批准的范围内进行；作业完毕，对凡能利用的草原，必须由征用、占用单位做好表层土壤回填，恢复草原植被；
（三）对被征用、占用草原上与群众生活、生产有关的水源、渠道、道路、桥梁和草原建设设施，征用、占用单位或个人应予以保护，不得毁坏。如有毁坏或阻断，应限期修复或新建相应的设施；
（四）国家、集体建设征用天然草原，必须在草原征用前一次性支付草原补偿费、牧民安置补助费；征用人工草场、围栏草场，加收建设人工草场、围栏草场的全部投资；草原补偿费、牧民安置补助费由自治县草原监理站统一征收，收取的草原补偿费70％由乡（镇）提出草原建设项
目，经畜牧主管部门审批后返还使用；30％由草原监理站用于草原培育建设；牧民安置补助费全部返还被征用草原的牧户。
草原补偿费、牧民安置补助费的征收标准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具体规定。
第十条 禁止开垦和破坏草原，保护草原植被。确需开垦少量草原用于种植饲草饲料的，由使用者向草原监理站申请，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进行，并接受草原工作站的技术指导。
第十一条 在草原上砍灌木、挖药材、挖野生植物等，必须征得草原使用者的同意，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区域内进行，随挖随填，保留部分母株，并缴纳草原养护费。
禁止在沙化、碱化、退化和水土流失的草原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固沙植物。
未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不得采集草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
第十二条 保护草原上的鹰、雕、百灵、猫头鹰、狐狸、鼬科动物等益鸟益兽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严禁猎取和捕杀。
第十三条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防止污染，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排放有害于草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
第十四条 机动车辆在草原上行驶要注意保护草原，有固定路线的，不得离开固定路线行驶；没有固定路线的，应按指定路线行驶。
第十五条 自治县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草原防火工作，严格执行《草原防火条例》，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建立草原防火责任制，制定防火制度和公约，严防火灾发生。
自治县规定每年十月至第二年五月为防火期。
第十六条 自治县境内的草原围栏、棚圈、人畜饮水管道、水井、水池、药浴池、配种站、试验基地、牧道等牧业生产基本设施要严加保护，不得毁坏。
第十七条 外县借牧自治县的草原，须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收购和贩运牲畜过境，应按指定路线行进。中途需停留放牧的，应征得草原使用者的同意，并按规定向乡（镇）草原管理委员会缴纳草原养护费。
草原养护费的征收标准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具体制定。
第十八条 自治县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沙化、碱化、盐渍化、退化、水土流失和虫鼠害严重的草原纳入国土治理建设规划，鼓励承包使用草原的集体和个人，采取清杂除毒、治虫灭害、围栏封育、划破补播、灌水施肥、人工种草等综合措施培育草原，建立饲草饲料基地。
第十九条 实行草原有偿承包，做到管、用、建相统一，责、权、利相结合。
合理利用草原，推行季节放牧、划区轮牧制度，确定合理载畜量，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禁止乱牧、超载放牧，凡超载部分必须在限期内自行处理。
草原草场、草甸草场的利用率应控制在年产草量的70％左右，退化和水土流失草场的利用率应控制在年产草量的50％以下。
第二十条 凡模范贯彻执行《草原法》、《甘肃省实施草原法细则》和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一）在牧草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种子检验检疫、建设饲草饲料基地和防灾保畜基地中成绩显著的；
（二）在草原科研、资源勘查、规划和新技术推广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在合理利用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方面成绩显著的；
（四）在治理草原沙化、碱化、盐渍化退化、水土流失，保护益鸟益兽，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中成绩显著的；
（五）在防治草原病虫鼠害，草原防火、灭火工作中事迹突出的；
（六）在保护草原建设设施方面事迹突出的；
（七）在草原管理、监理工作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一条 违犯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自治县草原监理站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处理和处罚：
（一）国家、集体建设被征用、占用的草原、作业完毕，对凡能利用的草原，没有做好表层土壤回填，恢复草原植被的，除令其限期做好表层土壤回填、恢复植被外，并处以罚款；
（二）未经审批占用或开垦草原的，令其限期恢复植被，并处以罚款；
（三）未经批准在草原上挖药材或其他野生植物等，造成草原植被破坏的，除没收其所得外，并处以罚款；
（四）机动车辆在草原上违反规定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的，要赔偿损失并处以罚款；
（五）破坏草原围栏、棚圈、水利工程、试验基地、水井、水池、药浴池、配种站等生产、生活设施的，除赔偿损失外，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触及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违反草原防火规定，按照《草原防火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七）非法买卖、变相买卖和出租草原的，除令其退回买卖、变相买卖和出租的草原外，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八）对拒不防治病虫鼠害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经济处罚，直至收回承包草原；
（九）不按期缴纳草原补偿费、养护费、罚没款的，每迟交一天加收应交金额总数5‰的滞纳金；
（十）排废造成草原污染的，在草原上非法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罚款的标准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参照《甘肃省实施草原法细则》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二条 收取的罚没款一律上缴地方财政，各种收费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草原监理站分别设专帐管理，有计划地用于草原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条 对阻碍草原管理、监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无理取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草原管理、监理人员违反《草原法》、《甘肃省实施草原法细则》和本条例的规定，或者有玩忽职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必须申请复议，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
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在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县畜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