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对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现象的反思
【摘要】
近年来，在中国农村推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以下简称村委会选举），因为与人们印象中的民主颇有一些相符合的地方，如海选、秘密投票、候选人竞选演说等等，所以给一些中外人士很大的希望：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能够使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农村先行一步，成为现阶段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然而现实表明，现阶段的村委会选举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音符，贿选现象便是其一。在选举中买卖选票，弃权利而不用，视民主如无物，不仅是对选举权利的侵犯，也是对宪法民主的亵渎，有违宪之虞。要走出这种困境，就需要在逐步完善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加强综合治理。
【关键词】村民自治 贿选 宪法 选票 村民委员会
自从我国宪法对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性质、职责及产生办法作了明文规定，村民自治制度便正式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宪法制度。这在我国自近代以来的百年立宪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农民摆脱了几千年来他治的传统政治体制、历史性地踏上了自主与自治的现代民主政治之路。其实，对于村民自治这种基层民主，许多社会主义经典作家都曾有过深刻的阐述。列宁曾指出:“委托代表机构中的人民‘代表’去实行民主是不够的。要立即建立民主，由群众自己去从下面发挥主动性。”[1]他还曾反问道：“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2]村民自治是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其中最首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村民直接选举自己信赖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权利。但实际中却存在着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甚至不合法，尤为突出的是有些地方轰轰烈烈的贿选现象，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村民自治基本原则。而乡镇人大在监督上的缺位或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现象的蔓延，影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
一、“贿选”滋生的现实土壤
（一） 权力断层
村民自治使乡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由“领导”变为了“指导”，这种微妙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村委会要从“对上负责”逐步转变为“对下负责”。在转型期，村委会出现了政治的断层和权力的空缺，乡镇想继续控制，村民积极要求自治，而村委会主任夹在两者之间，既要向上争取支持、扩大自身权威和权力，又要向下争取选票、获得村民的信任。政治断层中出现的“贿选”，既可能因为与乡镇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也可能由于村民自治程度尚不够高，缺乏决策力和影响力，出现放任自流的情况。因此，权力断层是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政治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贿选”并不是和民主选举永远相伴而生的，而是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阶段性产物，是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村民自治程度的提高和乡村利益关系的厘清，会逐步减少、消失，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利益驱动
对于买卖“选民证”贿选村干部之事，多数人都清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按理说，在选举村干部的问题上，如果“贿选事件”一旦败露，就会受到法律惩处，候选人对此应当害怕而不敢妄为才对。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如今一些候选人似乎不怕“败露”，在他们的心目中“贿选”不仅没有“违法犯罪”的概念，反而还以此为“荣”。所以，他们在选举前总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进行拉选票、请吃饭、发红包、买选民证等活动，以备“贿选”之用。对此，人们不禁会问：这个小小的“村官”为何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香馍馍”，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呢？又为何会让许多人去为其铤而走险呢？其实人们也清楚，这种“贿选”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利”字，其背后最大的秘密也就是农村根深蒂固的“土皇帝”特权思想。由此可见，村委会选举中出现“贿选”的重要土壤就是利益的驱动。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委会中的职务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能为当选者带来一定的好处，从贿选者的动机来看，有的是为了通过当选获得工作补贴，有的是为了借此为跳板“招干”成为国家干部。[3]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分化、村集体利益的监管不严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村民自治中滋生“贿选”的经济土壤。
（三）宗族势力存在
从贿选者的角度看，权力不仅能给个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感。贿选者对权力有极强的诉求，“权力需要”在其个人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尤其是在宗族意识较浓的村庄，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各宗族争夺角逐的焦点，是否担任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势力的标志[4]。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各宗族为竞选村委会主任往往兴师动众，不遗余力，一旦达到目的，本宗族就会成为本村最具有势力的家族，满足了宗族成员的虚荣心理，也为通过公共权力牟取宗族利益铺平了道路。宗族势力与贿选是双向的，在家族观念浓厚、宗族势力庞大的村庄中，仅靠贿选开道而没有宗族势力支撑的候选人，是很难顺利当选的，而一旦通过贿选手段达到当选目的，宗族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有了保障。在某些地区，家族观念的盛行，宗族势力的存在，是贿选现象存在的重要土壤。
（四）程序缺陷
关于宪政，毛泽东曾经有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5]的确，没有民主即没有宪政，剥离一切表层之后，宪政就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农村政治是不是一种民主宪政政治，检验的标准即为农民参与民主的过程是否得到保障。村民对选举的结果是否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的大小，是决定其对待选票态度的重要因素，而决定村民投票影响力的则是选举过程的民主程度。当前选举过程中存在缺陷的选举程序，对村民选举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选举制度完善，选举程序合法，整个选举过程透明程度高，选举主持机构不施加影响，结果完全取决于选票，选民所投的票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效力，那么选民就会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放弃选票或接受贿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目前发生贿选的地方，选举的程序基本都有缺陷。由于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而没有村委会选举法,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说,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不均衡的,似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可见完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建立配套的条款与规则已成为当务之急。不难看出，选举程序的缺陷给“贿选”现象蔓延开了绿灯。
二、面对现实，现有法律束手无策？
自村民自治纳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以来，特别是村委会直接选举普遍推开后，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村委会选举制度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的有关村委会选举的法律面对着两大缺失，即选举规则的缺失和国家对村民选举权的保障的缺失。
（一）贿选，选举规则的缺失。随着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普遍推行，选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贿选不断凸现。据2007年《京华时报》报道，6月30日是三年一届的村委会选举会。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200户村民的选民证提前几天被人收走，村民称村干部为了能继续留任，让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收选民证，更有村民将选民证明码标价出售。“谁买选民证，500元一张。”“谁拿选民证必须交600元，二话别说。”该村村口的电线杆、墙上和院门上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6]另据新华社记者报道，2005年4月，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岳村举行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通过初选，村民郑化建和郑金成分别以260多票和140多票当选为岳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且郑化建在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两个候选职位上的得票都是第一。然而在几天之后的正式选举中，郑金成得票多达560多张，郑化建仅赢得了280多张选票，最终落选。岳村村民反映，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同样两个人的投票结果之所以会发生根本变化，主要原因在于郑金成的贿选“拉票”[7]。这两起事件貌似不同，本质大同小异，一个是赤裸裸的金钱买卖选票，一个是通过“贿赂”变相的买卖选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违法还出卖自己的选票？其一，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群众盼富心理较强，而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候选人的承诺往往更能给村民带来希望，当前在一些地区的村民选举中，有不少“富人”正是抓住了选民的这种心理给自己造势，从而拉取选票。表面上作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一旦当选却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捞取好处，从而使“草根民主”陷入“富人政治”的误区。其二，出卖选票能得到即时利益。对于还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来讲，几十元钱、一条烟远比遥不可及的选举权有诱惑力的多。但在防止不公平竞争的同时，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现代社会，选举行为早已突破了举举手、鼓鼓掌的模式。为了让选民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抱负、主张和心态，候选人需要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说，发表治村意见，做出具体承诺等。有的还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捐助困难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这些，都未被法律禁止，也未与民主和公平相悖。其实，选民通过候选人的合法活动，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增加了选举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使手里的选票更具方向性和目的性。这是选举中正当的、符合潮流的民主行为，不能与贿选混为一谈。
（二）国家对选举权保障的缺失。面对种种形式的贿选，法律是否真的束手无策？《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我们可以看到，在贿选的界定上，《村委会组织法》只规定了“村民有权向区（县）、镇（乡）及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但在界定贿选的标准上，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算得上是贿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由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这些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定性及处罚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一是没有确定违法行为认定的具体标准，二是没有规定违法行为应负的具体责任，三是没有规定违法处理的具体机关，这使得基层在处理这些事件时法律依据不足，缺乏有力的支撑，感到诸多不便，并造成一旦出现选举受干扰和破坏行为，选民不知道究竟该向哪个机构举报？哪个机构负责查处？哪个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情况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群体、越级上访。在实际处理中，难免造成一些部门相互推诿，使得选举中出现的一些违法问题难以得到处理和纠正。随着村委会选举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在此方面的缺失也越来越明显。
三、面对困境，应该如何跨越？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任何国家的民主宪政都不可能一开始就能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在拥有广大农村和农民的中国，民主宪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问题向来就是参与问题：没有特别的规则，没有温室般的有利环境，没有被强制指定的结果。”[8]对我国农村来说，境况也是如此。然而，在村委会选举的过程中，众多村民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或考虑将选票出卖，没有了选票实际上就不能有效地参与，所谓的民主选举只能流于形式。综合我国农村选举现状，笔者认为，要遏制、消灭贿选，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问题，二是村委会选举综合治理问题。
（一）细化程序、修改法律
1．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让贿选者的投机预期降低为零。现有的《村委会组织法》缺乏详尽的程序性的规定，给贿选留下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因此要在程序上完善村委会选举，适时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细化选举程序：一是在选举的准备阶段，通过制度规范候选人的竞选行为。候选人在得到提名后应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个人简历、竞选优势、本村发展规划、助选人员和竞选方式。这些内容经选举委员会审核之后，如没有违法违纪的内容，就可以向选民张榜公布，接受选举委员会和选民的共同监督。二是在选举的进行过程中，确立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监督主体。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前成立村委会选举监督小组，同时吸纳各乡镇人大代表、媒体工作者、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专门负责监督村委会选举工作，在选举之日，由监督小组对整个选举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三是在投票选举的现场，秘密划票，公开唱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四是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进一步规范化。明确将外出界定为省外，即只有投票期间在省外的选民，才可以书面委托投票。同时适当限制同一个人接受委托的人数，将贿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对于流动票箱的使用，应当明确限定于老弱病残等确实不能到现场进行投票的人。五是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后，进行离任审计和上任审计。
2．在《村委会组织法》中增加司法救济的相关规定，针对村民自治司法救济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并且对相关的诉讼程序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解决好村民自治诉讼程序与其他三大诉讼程序如何协调问题，这是决定村民自治司法救济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3．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称《刑法》）相关的规定，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村委会选举。凡是对村民选举权利的侵犯都是违法的，严重的会构成犯罪。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增设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罪，即在村民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侮辱、诽谤、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故意损坏选举设施、扰乱选举秩序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剥夺政治权利；情节较轻的，可以单处剥夺政治权利。这样，无疑加大了对贿选行为的制裁力度，有利于从法律上遏制贿选现象的发生。
（二）社会综合治理
印发《惠州市区查处违法建设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惠州市区查处违法建设规定》的通知
惠府〔2010〕9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惠州市区查处违法建设规定》业经十届127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惠州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惠州市区查处违法建设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区城市规划管理，及时制止和查处违法建设，营造良好城市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惠州市区城市建设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惠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粤府函〔2009〕16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惠州市区城市规划区（包括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市区）违法建设的查处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违法建设是指在城市规划控制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超过批准期限未予拆除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
第四条 对市区违法建设的监督管理实行属地管理、辖区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突出重点、控制源头、快速处置、协作配合、奖惩严明，实施综合治理和长效管理。
第五条 本规定由市城管执法部门和各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实施。
市、区政府（管委会）城乡规划建设、国土资源、林业、水利、交通运输、公安、监察、工商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查处市区违法建设工作。
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相关单位应当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查处违法建设工作。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单位应当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查处违法建设的宣传报道工作。
第二章 职 责
第六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是市区查处违法建设的执法主体，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对市区违法建设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处理决定，并按本规定的职责分工，组织或协调、督促责任单位实施；
（二）向惠城区、仲恺高新区各镇（街道）派驻城管执法队，与当地镇（街道）联合开展违法建设查处工作，负责在其他区设立城管执法派出机构；
（三）负责跨区以及市政府牵头组织的重大违法建设的查处和强制拆除工作；
（四）负责对各区查处违法建设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
（五）负责对惠城区、仲恺高新区查处违法建设的考评工作；
（六）负责制定和落实违法建设查控管方案，实施网格化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违法建设行为；
（七）定期向市政府报告查处市区违法建设工作情况。
第七条 各区政府（管委会）是其辖区范围内查处违法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全面组织领导实施辖区范围内违法建设的查处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明确各镇（街道）和所属相关部门查处违法建设工作责任，确定辖区范围内查处违法建设的工作目标；
（二）督促镇（街道）和所属相关部门制订具体的工作目标和管理方案，并制订巡查和控管方案，开展日常管理；
（三）对应依法拆除的违法建（构）筑物，经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法处理后，组织所在镇（街道）、派驻城管执法队及相关单位对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
（四）处理因查处违法建设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的问题；
（五）加快推进镇和村庄规划的编审进度；
（六）对辖区范围内单位和村（居）民进行城乡规划建设、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
（七）完成市人民政府下达的查处违法建设的责任考核目标。
第八条 各镇（街道）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辖区内违法建设的日常控管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辖区内违法建设的日常巡查工作；
（二）负责监控辖区内的建设活动，及时发现、制止违法建设行为；
（三）按照区政府（管委会）的要求，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辖区内查处违法建设的执法活动；
（四）负责组织落实镇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
（五）负责辖区内村（居）民住宅建设施工的监管工作。
第九条 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加大对规划区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村庄规划的编审力度；
（二）依法及时审批各种建设项目；
（三）加强对经许可后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严把放线、验线、规划验收等各个建设环节关口；
（四）向市城管执法部门和有关执法部门提供违法建设行为人涉嫌违法建设的有关材料；
（五）协助市城管执法部门做好违法建设的甄别、定性和查处工作；
（六）将施工企业的违法建设施工行为列入企业不良记录进行管理。
第十条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各种违法用地行为，及时制止和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地政策的抢种、抢建行为，以及乱占滥用土地、非法交易土地行为。
第十一条 林业部门负责依法查处违法占用林地的行为。
第十二条 水利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河道堤防管理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行为。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依法查处位于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的违法建设行为。
第十四条 公安部门负责依法维护拆除违法建设现场秩序，及时制止和查处妨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违法建设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工商、卫生、文化、环保等有关部门在核发有关许可证照时，应当严格审核把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利用违法建设开展经营、不能提供合法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的，不予核发有关许可证照。已核发有关许可证照的，应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六条 供水、供电、供气等企业在受理用水、用电、用气报装申请时，应当按照行业规定的条件严格审核把关，对于不能提供城乡规划、土地、房产等合法证明的，依法不予办理报装手续。
第十七条 监察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执行本规定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对参与违法建设的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理，追究违纪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章 巡 查
第十八条 各相关部门应运用卫星遥感、GPS定位等科技手段，加强对管理地段和管理人员的信息收集，对管理人员巡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确保责任到人、工作到位，第一时间发现、制止违法建设行为，把违法建设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十九条 各区应当建立由辖区城管执法队、镇（街道）、村（居）委会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巡查网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提高巡查控管效率。
各区应当制定巡查控管方案，实行网格化管理，将辖区内规划控制范围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管理网格，分类确定巡查时段、重点，并按网格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巡查控管。
第二十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和各区应当建立违法建设控制和查处信息平台，负责收集、整理和通报相关信息。
负有违法建设管理、查处责任的单位，应当配合市城管执法部门做好违法建设信息的收集工作，及时报送相关信息资料。
第二十一条 负有违法建设巡查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巡查控管方案规定的时段和责任区域巡查，做好巡查记录；
（二）发现违法建设及时制止、报告并采取摄像、照相或者现场勘验等方式取证；
（三）对发现的违法建设，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及时通报；
（四）发现堆有建筑材料的，及时登记并跟踪监控。
第二十二条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建立违法建设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做好举报记录，及时处理举报的问题，并将办理情况反馈举报人。举报违法建设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第一举报人适当奖励。
第二十三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所属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违法建设或者接到群众投诉举报、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的违法建设线索后，应立即组织所在镇（街道）管理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认定，并依法及时查处。
第四章 处 置
第二十四条 违法建设一经发现，应当及时制止，依法查处。
第二十五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对发现的正在进行的违法建设，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施工，依法查处；对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责令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不自行拆除的，在辖区政府（管委会）组织下，由辖区城管执法队和相关单位实施强制拆除。
对确属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
第二十六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的决定后，
当事人不停止建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必要时书面通知供电、供水、供气和通讯企业停止供应施工用电、用水、用气和通讯服务。
第二十七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对发现的正在进行的违法建设，属于国土资源、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管辖的，应当在2日内通知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市城管执法部门。
第二十八条 在当事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期限内，相关部门应当明确专人实施跟踪监督检查，实时监控，防止发生新的违法建设行为。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九条 建立违法建设查处工作奖惩机制，具体考评奖惩办法由市、区政府（管委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违法建设行为人（含违法建设业主、施工单位、投资者和相关人员）进行违法建设，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市城管执法、城乡规划建设、公安等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加大对违法建设行为人，特别是违法建设出资者和施工单位负责人的打击力度，依法从严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法建设行为人或者其他相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公安机关应依法进行查处：
（一）组织、教唆或煽动群众阻碍执法部门查处、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
（二）经城管执法部门作出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决定后继续施工的；
（三）进行恶意抢建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四）组织、策划、煽动群众进行恶意抢建，严重扰乱城市建设管理秩序的；
（五）其他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对违反上述规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立案侦查，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相关单位不依法履行查处违法建设职责，或不按照本规定协助、配合查处违法建设工作的，给予通报批评；造成不良后果的，由该单位承担责任，并由监察部门实行问责。
第三十三条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应责任。
（一）不按规定履行巡查责任的；
（二）对于举报、有关部门移送或者巡查发现的违法建设，不按照规定报告、制止、移送或者立案处理的；
（三）对违法建设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未依法查处和移送的；
（四）谎报、瞒报、拒报违法建设信息的；
（五）不履行法定职责，对应该查处的违法建设行为人不立案查处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各区、镇（街道）因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由监察部门追究该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第三十五条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参与、包庇违法建设行为，阻挠违法建设查处工作的，由监察部门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所涉及的行政过错责任追究，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处分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办理。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管理权限，负责追究行政过错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各县、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依法制定查处违法建设实施细则和考评奖惩办法。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