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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王泗友

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在全党开展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次活动与时俱进，高瞻远瞩，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反映了党心民心，体现了时代要求，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认真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履行公安机关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深入贯彻全国“二十公”和市“一公会”精神，切实提高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能力，全面提升公安工作水平和队伍战斗力，全力维护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深刻领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精神实质，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党委精神上来，真正承担“三大”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继领导干部“三讲”教育、公安机关“三项教育”活动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党的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全体党员必须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切实提高认识，从讲政治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次活动的重大意义，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扎实实、脚踏实地、雷厉风行地把先进性教育活动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一是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准确把握党对执政形势判断，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我们党未雨绸缪,准确把握、分析、预测执政所面临的形势。因此，要求公安民警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把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体党员，努力把广大党员民警锻炼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定实践者。进一步强化政权意识、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政治责任感，充分发挥专政机关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公安队伍的攻坚克难作用，坚定不移地捍卫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定不移地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是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工程。准确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特别是近年来在抗击“非典”、抢险救灾、处置突发事件、侦破大要案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全体刑侦党员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不怕牺牲、勇于奉献，涌现了许多先进典型，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刑侦队伍也不同形式地存在一些与共产党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相符合的问题。特别是个别党员民警、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放松政治理论学习，理论素养不高，依法办案能力不强，作风不实；综合素质不高，驾驭复杂治安形势的能力不强，不善于处理和解决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开拓意识不强，工作思路不清晰，办法不多，路子不宽，措施不硬等问题和薄弱环节。要通过这次活动认真加以整改，切实提高全体党员整体素质，走在时代前列，永葆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是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加强推进“创建平安铜梁、建设平安社区”的重要保证。“创建平安铜梁、建设平安社区”是县委和县政府提出的工作目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需要全体党员共同、积极参与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党员的创造力和战斗力，按照全国“二十公”和市“一公会”精神要求，加大工作力度，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和法治意识，抓住工作重点，紧密联系实际，以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政权建设的高度出发，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政治要务，以发展的眼光认识新情况、分析新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新矛盾、取得新突破，努力维护铜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二、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突出主业，求真务实，扎实抓好本职工作，切实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责任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必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定不移地把维护铜梁社会政治稳定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

一是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同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和阴谋活动，深化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掌握斗争主动权，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原则，有效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锲而不舍地做好深挖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工作，对全县原"法轮功"习练人员特别是骨干分子逐一落实监控和帮教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和针对信息网络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确保"三个零目标"的实现。

二是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努力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要不断完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预案，将行之有效的处置原则、工作措施和成功经验，以预案的形式固定下来，转化为日常的工作措施。要加强对上访重点人员的日常控制，落实对重点地区、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的防控。在具体的处置过程中，结合现场实际，加强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掌握和取证，区分性质，讲究策略，冷静稳妥地做好处置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扎扎实实地做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

（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必须以实现县委提出的“创建平安社区，建设平安铜梁”为目标，突出主业，不断提高打击犯罪的专业化水平。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严打”方针，建立经常性的“严打”工作机制，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打击整治行动，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继续加大“打黑除恶”斗争力度，全面清理摸排发现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及时打掉危害大、影响大的系列犯罪、职业犯罪和团伙犯罪，及时打掉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流氓恶势力，及时侦破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案件，要把集中统一行动与日常打击犯罪有机结合起来，在日常工作中充分体现“严打”精神，逐步建立和完善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坚决把犯罪分子的气焰压下去，努力发现、侦办深层次的黑恶势力，确保一方平安。

二是进一步完善侦查破案工作机制，加大对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毒品犯罪和跨区域流窜犯罪的打击力度。以打击杀人、抢劫、爆炸、投毒、绑架、持枪犯罪等严重威胁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和职业性犯罪团伙等为重点，狠抓侦查破案，坚持大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串并案件侦查攻坚，努力遏制流窜犯罪增多势头。力争对社会危害大、影响恶劣的重特大案件侦破率达95%以上，努力实现“命案必破”，命案侦破率到达100％，全面完成县局制定的刑侦目标任务。

三是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预防、控制违法犯罪的能力。深入贯彻《重庆市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全面落实企业和内部单位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完善防范体系。进一步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深入开展“创建平安社区，建设平安铜梁”主题活动，将安全文明小区、平安大道、无毒社区等创建活动精心规划，按照《2005年政法工作要点》要求，努力实现年度目标，力争三年内把铜梁建设全市治安秩序最好的地区。

四是继续实行挂牌整治制度，适时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对校园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的整治，集中力量重点治乱，加强城区协警巡逻力度，加强街面和重点复杂场所控制和防范。加大治安案件的查处力度，治安案件查结率达98%以上。继续加大交通、消防、治爆缉枪工作力度，组织开展区域性专项行动，加大道路交通检查、消防隐患整改，广泛开展安全大检查，明确监管责任，从源头上预防涉枪涉爆案件、交通、消防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


（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必须进一步认识立警为公与执法为民的关系，不断改进完善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首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更新服务理念，纯洁执法目的。要发扬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优良品质”，“以公为本、以民为先”，使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法治意识在民警思想中深深扎根。切实解决“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安危作为第一警务；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办。

二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提高执法水平。执法水平是衡量一个执法者对法律的认识、运用、执行的标准。执法水平意味着不仅要有为人民群众服务、执法为民的良好愿望，还必须具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群众有时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有意见，民警执法水平不高是一个重要因素。少数民警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法律、法规知识不熟，工作方式方法简单，执法不规范，服务不到位，办事不公道。对人态度“生硬粗暴”，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冷、横、硬、推、拖”的现象。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执法管理工作。所以民警必须经常坚持政治、业务学习，提高两个素质。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才能提高执法水平，执行法律才能不走样。

三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通过改进和加强公安行政管理工作，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治安、户籍、交通、消防、出入境等部门在公安行政执法的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措施上，都要突出“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意识，深入分析当前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入手，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并继续推行便民利民措施和文明执法规范，充分体现执法为民、服务发展、尊重人权、维护公权的时代要求。

（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必须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做到工作重心下沉，警力部署前移，服务改革开放，服务发展大局。

一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按照经济发展大局的要求，建立以服务为核心，以公开、公平、透明、高效为特征的公安行政管理工作机制，实行警务公开，减少审批事项，优化管理程序，增加行政审批透明度。坚持好、推行好、开展好"一站式"办公。进一步改革和加强户籍管理、出入境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等公安行政管理工作，按照公安部和重庆市公安局推出的便民利民措施，结合铜梁实际，集中力量搞好本职工作，积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阶段性中心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二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逐步实现公安工作重心下移、警力下沉，进—步改革和加强派出所工作，增强公安工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功能，尽快把派出所建成综合性的战斗实体。深化社区警务建设，推进治安工作社会化，运用市场力量和群众参与来维护治安。坚持和完善城区巡逻制度，始终把加强城区的控制作为重点，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到街面上、用在案件多发时段上，确保对居民住宅区、公共复杂场所等重点区域的有效控制。全面推行农村联户联防工作，努力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对待社区矫正：冷静但不必杞人忧天

宋立军

人民法院报5月8日第二版发表了苏桂英同志的文章《“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该文从另一个角度，给社区矫正工作“泼冷水”，泼得好。听到不同意见，不管它对不对，我们的态度都应如沐春风。因为它能促使我们冷静地认识问题，慎重地开展工作。正如苏文末尾所说，这是为了给正沉浸其中的人“提个醒”，这支“冷静剂”打得及时。但是通读该文，也不难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社区矫正从国外引入中国，是一个法律移植的事件。因而我们不能不对“供体”与“受体”间的异同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倘异大于同，那是万万不可移植的。有如鸟的心脏怎能移植到人身上呢。从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试行情况看，中外的社区矫正不同之处是有的。如，推动社区矫正的力量来源上即有明显区别。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探索，是以民间创新带动国家行动。美国的缓刑，就是由波士顿一个叫奥古斯塔斯的鞋匠独创的，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缓刑之父”。直到去世时，他作了18年缓刑观护人员，按今天的话讲，就是社区矫正志愿者。为了做好这项义务工作，即使生意陷入了困境，他也在所不惜。通过他的努力和影响，在他去世后第20个年头（1878年），马萨诸塞州出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缓刑法规，并确立了缓刑观护官的法律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个人请求合情合理，当地的法官就可以依据“自由心证”原则，突破法律，支持个人请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一个普通的鞋匠竟能独创出一种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原因之一。而依我国的法律传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推动。

诸如此类的不同，的确需要我们在社区矫正移植过程中冷静考量。苏桂英同志恐怕就是担心，以目前的国情、社区发展的现状以及人的素质论，一旦移植出现机体“不适”或“变异”，必给“受体”带来致命伤害。但是，就我国移植社区矫正这一法律制度而言，“供体”与“受体”之间是否有更多的兼容性和同构性（以下简称“兼同”）呢？回答是肯定。

为了使我的阐述更有针对性，我想分别对应苏文中的四个“担心”来说明这个问题。

兼同之一：“斗争哲学”已经让位于“人权人道”，让位于“宽容互助”。

法国经过了历次专政，法国人从“断头台上的平等”中终于幡然醒悟，诞生了伟大的《人权宣言》。人们意识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过于强调专政，就是漠视人权。我们过去的“群众专政”（苏桂英同志认为极可能发展为“业主专政”），在今天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不仅生活中人道的情感渐多，就连宪法也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尽管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刑罚已经一步步走向轻缓，是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不是苏文所担心的“从文明走向野蛮”。过去，罪犯的子女是抬不起头的。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从这个侧面看，我们的国民已经逐步从僵化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据史料记载，奥古斯塔斯就是“一位自信心甚强，并具有充分热忱及深遂同情心的人”。毫无疑问，“人权人道”、“宽容互助”已经成为中西方思维共容的起点。没有淳朴的民心，就没有社区矫正。

兼同之二：社区矫正可以促进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公民的责任感。

“解铃还需系铃人。”法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对于个体的犯罪，罪犯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犯罪这种社会问题关键还是靠社区成员去协助“案主”解决。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曾一度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忽视社会组织调节的作用。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市民社会（主要体现在社区建设上）发展缓慢，特别是城市社区建设中人们彼此缺乏认同感和依赖感，也就是苏文中所讲的：“社区居民都很忙，邻里之间很少往来”。而西方社区矫正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奥古斯塔斯这样的人物，很显然是市民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市民社会才能倡导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彼此负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政府。很显然，我们也要尽快构建市民社会，特别是加强社区的建设。应该说，近几年我国的社区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都选在社区建设良好的地区。从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经历中不难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与社区建设是互动的关系。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社区建设的十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规定：“在推行社区发展的初期，改变居民的态度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社区矫正的实行，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态度。如前所述，“无人专政”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同时“无人专政”也并不等于“无人问津”。罪犯的家人、亲属、朋友、社区上的热心人，他们虽然不是“法律内行”，但是他们更能从情感上拉近与社区矫正对象的距离，更能从日常的细微之处关爱社区矫正对象，这些是专业司法人员所不具备的天然素质。至于“小脚侦缉队员”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至少我所生活的社区以及我所调研的社区中社区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轻人。退一步讲，即便是“小脚侦缉队员”，她们的阅历和热情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能温暖浪子之心。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苦口婆心”了。这种母性的力量绝不可小视。此外，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从上而下推动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怎么可能不作为呢？只不过他们的作为更多地体现在依托社区上，更多体现在对社区中的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指导上。因而，社区矫正不可能变成 “无人专政”（我认为这里换成“无人问津”要好些，只是借用一下而矣）。

兼同之三：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不能等同于“无薪劳动”。

我们都知道，罪犯在监狱里不是无偿劳动，尚不存在剥削的问题，怎么社区矫正竟会“倒行逆施”呢？这是用落后了的眼光看新事物。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公益劳动突出它的公益性，而不是功利性。公益劳动是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工作与服务，以对被害人、社区进行一定的补偿。从国外的实践看，大体包括收集垃圾、清理街道、修理公共设施、照顾幼儿、医院医疗协助等。我国社区矫正的公益劳动场所也不设在营利场所内，只能选择敬老院、公共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公益劳动的时间有严格限制，且不得占用矫正对象正常的工作时间，根本就不存在“薪”与“非薪”的问题。更不允许社区的经济实体、社区人员“享受（剥削）罪犯的劳动成果”。因为矫正对象的权利与社区其他成员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在国外，社区矫正对象的公益劳动与私人监狱内的劳动不同。在欧洲一些国家，公益劳动是用来替代短期自由刑或折抵罚金的。不过，我们还真得“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警惕落后地区变“社区矫正”为“社区专挣”。

兼同之四：社区矫正不是掩盖而是解决“监管顽症”。

不可讳言，由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在监管罪犯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超押现象非常严重，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其实，这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近年来，联合国在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到解决监狱拥挤的行动方案。那就是尽量减少监禁刑，采取监禁的替代措施。可以说，不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免谈。台湾学者杨士隆先生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诸多见解中，“转向处遇”是纾缓监狱拥挤的最为有效的策略。它可以分为“前门策略”和“后门策略”。前者诸如大量适用缓刑等措施，后者如提高减刑、假释比例等。可以说，要想在多重压力下解决“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任何人任何时候也做不到。因而，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出发，将社区矫正移植到中国来，实在是非常必要，而不是“饮鸩止渴”。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全盘否定苏桂英同志的观点，而是旨在倡导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面对社区矫正这样的新生事物，保持冷静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此而杞人忧天，尤其要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15第二版)


作者：宋立军
单位：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法律实务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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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苏桂英

“罪犯”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是应该“坐牢”、“蹲监狱”。不过，“社区矫正”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传统观念，一些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可以“回家服刑”。“社区矫正”彰显了刑罚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试行“社区矫正”是对传统的监狱内监禁式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