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王晓伟 周文星
执行难已成影响我国司法权威的一大问题。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不满和意见很大部分来自执行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虽几经努力，通过采取执行会战、集中清理等各种形式，不断探索执行方式，不断强化执行工作力度，执结了大批积案。但往往因为未有针对问题的症结所在，执行难的问题都始终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好转，导致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甚至不再相信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本文拟从执行难产生的背景、原因，初探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一、所谓的执行难，是指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民事及行政法律文书，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可操作性上都具有可执行性，但是因为各种人为因素而造成暂时甚至永久性的失去被执行可能的情况。
通俗地说，执行难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1、被执行人难找主要表现为：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故意躲避人民法院的传唤，有的拒绝接受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有的举家迁移，长期下落不明；军警所属公司、企业拒绝甚至以强力阻碍法院的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
2、执行财产难寻主要表现在：被执行人多头开户，提供给法院的帐户多是“空城计”，真正有钱的账户法院难以查到；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搞假破产，假抵押或者将财产通过虚假的经济往来予以转移，以逃避债务。
3、协助执行人难求主要表现在：具有法定执行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不协助，刁难执行，甚至为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隐匿、转移财产；或者重复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已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标的物，划拨人民法院冻结的款项。
4、应执行财产难动主要表现在：被执行人肆意撕毁人民法院的查封令、扣押令，擅自处置应执行的财产；将应执行财产混同为或谎称为国家不允许强制执行的财产，如股民保证金、军费、职工养老金等；暴力抗拒执行、殴打、围攻、非法关押执行人员，这是抗拒执行的极端影响表现。
二、造成执行难的原因
（一）立法上的缺陷
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这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法律上的缺陷使得《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可能无法操作。《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有关条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民事诉讼法》还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从法律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很多，权限也很大。但是执行这些法律条款前提首先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有十分清楚的了解。而这又有赖于国家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的法律调整。民事主体占有资产的形式有多种，这些资产可以是存款、股票、现金、实物、无形资产以及各种收藏等。它们的处所以及流向，只有所有权人最清楚。一个被法律文书确定为被执行人的、拥有以上财产的所有制主体，假定他有足够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果他根本就不愿意履行这种义务，他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其财产转移或隐匿。他可以一边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一边对着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装穷。装穷的结果是，人民法院对他的执行无法进行。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时还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需品，虽然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他有履行能力，但我们无法取得他拥有资产的确切证据。司法机关对公民的资产和负债状况一无所知，这正是国家对民事主体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调整的后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全民资产及负债申报制度。事实上，这种法律缺陷造成的不仅仅是“执行难”，它还使市场经济的其他法律无法实施。
（二）宏观上，社会上的不利因素，这往往归结于执法方面的原因。的确法律的初衷总是美好的，但是结果的不如意通常就是在执法环节，我国社会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在社会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不利于执法的若干因素。
1、一些被执行人的法律意识不强。一些被执行人对生效判决调解及法律上赋予强制执行德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不自觉地履行或者采取抗拒行为，主要表现在：不积极主动向法院提供财产情况，故意逃避执行，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造成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增加了执行工作的难度。
2、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是“执行难”存在的“顽疾”。在很多地方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当地或部门当事人的利益，不惜干扰人民法院正常司法工作的开展，少数地方官员和部门领导从狭隘本位主义出发，表面上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实际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找种种理由，隐瞒事实真相，编造虚假事实。
3、执行力量不足、办案经费短缺、装备落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执行工作的需要，由于执行法官人员编制不足，一个地方基层法院的执行庭法官每年个人要承担大量的执行案件工作，往往把一件案件的执行排到半年之后，而且是一个执行员同时兼顾几件案件的执行的情况比比皆是。
4、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法院执行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执行工作目前主要依靠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规定来开展工作，缺乏具体明确的操作规范，没有制定出《强制执行法》等比较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使执行人员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即使现在的最新司法解释也存在着一定漏洞！如“对拟拍卖的财产……当事人双方及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不进行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债权人为何不同意进行评估？该不该说明理由？是不是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甚至和第三者互相勾结转移国有和集体财产、损害国家集体财产利益提供了便利等也值得商讨。 （1）
5、行政干预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这方面很大原因是因为法院系统的财政并没有独立，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对政府官员的谦虚态度可见一斑，同时在党的领导法院的建设上往往表现是在具体的案件上而不是从宏观上领导也是其中的原因。例如：查询到单位账户上有存款并予以冻结，往往因当事人向其上级党委、政府反映后，冻结的存款也无法扣划。
6、涉企涉府案件的大量存在，以及企业和政府的履行能力的下降，也给执行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众所周知，在执行案件中，最难执行的案件就是涉及企业和涉及政府的案件，由于该类案件的申请人大多数是自然人，对其个人利益看的比较重，实现自己的权利的要求比较强烈，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到法院找、和承办人吵闹、越级上访的比较多，但是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履行能力差，相当一部分法定代表人特权思想严重，法律意识淡薄，致使案件难以执行。因该类案件不能执行，致使权利人大吵大闹、越级上访，不但影响了执行工作，而且影响到法院的整体工作，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7、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所有不能执结的案件的当事人都没有履行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的大有人在。由于对存款情况不能有效控制或无法掌握，很多被执行人的存款在银行长利息，被执行人整日吃喝玩乐，但就是不履行义务，人民法院也因无法查到其存款情况无能为力。再如，由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不严，被执行人只要外出躲起来，人民法院就会因查不到其下落而无法执行。
（三）执行工作力度还不够
一部统一的执行法典迟迟没有出台严重影响了执行的力度，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 29条规定过于粗略，即使加上高法的司法解释也远远不能适应现在日益复杂的执行情况，导致法官面对很多情况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连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大可以得过且过，导致执行力度严重不足，“现在执行制度规定分散，且内容少，可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办理执行的可循之章非常散乱，有关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更是寥寥可数，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还有就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批复、办法及其它部门法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条文，上述主要规定内容相当分散、缺失严重。比如对执行担保、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处理，目前只是要求各法院按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办理，而没有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对无故推诿拒不接受或协助法院执行的单位及个人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正是由于法律规范的疏漏，给法院执行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继而影响了当事人合法诉权的即时实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受托法院收到委托手续不全的，执行期限自受托法院收到齐全手续之日起计算”，但该条未对委托法院办理齐全手续的期限予以限制，这就不可避免法院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对该规定互相推诿、扯皮，由此而造成执行期的拖沓。
（四）法院裁判案件时制作的法律文书不明确等原因
法律文书出现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案件出现“执行难”的现象还为数不少，常常有执行员抱怨“根本没法执行”，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法院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绊脚石”。在司法实践中，审执分离、审判与执行严重脱节、审理不兼顾执行将造成执行困难。虽然法律法规是从宏观上看社会，但我们的法官往往缺乏处理生活的艺术，太重视死的法律条文而不能充分调动每一件具体案件的机动性。因此，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不利于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操作。在作出的法律文书给执行实际操作过程中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解决执行难的可行之策：
（一）修订民事强制执行法之迫切
执行工作的立法滞后，有关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行则无矩，使执行工作随意性很强；但如果法条不全，处理某些问题时，也会无法可依。我们现有的强制执行法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个：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执行程序有专门规定，这是我国民事、经济案件执行最主要的法律内容。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的某些条款。三是宪法和单行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有关的强制执行的内容。另外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强制执行的司法解释，以及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经验制定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强制执行工作是我国司法建设工作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审判、执行实践的不断深入，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产生，执行人员深感立法的不足，当前，在我国把执行程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的条件已趋成熟。其表现在：第一，执行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债务人利用执行法规不健全的漏洞，逃避执行。执行立法滞后的现象已明显暴露。司法实践要求立法跟上已成燃眉之急。第二，我国法制工作的开展，立法技术的成熟，以及民事、经济、行政法律的逐步出台，法律的综合作用将更充分发挥出来。民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三，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采取了制定强制执行立法的趋势。如日本、奥地利、比利时等国采取了制定强制执行法的体例。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吸纳更具体、更确实、更充分的内容，以适应日趋复杂的执行工作的需要的观念已在许多国家形成共识。一批民间法学家制订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已经经过三次修改，详尽而务实的规定了原则、分类、涉外、手段等（2），分四编252条，一部统一的执行法典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希望这部草案可以早日上升为国家层次的法律文件。
（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分析后认为执行难有相当原因是因为：未完成信用体系，没有建立执行案件的信息库，这方面可以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的信用网，最主要是在银行和金融体系方面，虽然这方面会耗费较高的成本，但是该信用网在为法院系统服务的同时更大的作用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对于防止我国日益蓬勃发展的金融市场所出现的动荡和危机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们不一定要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以建立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较低层次的网络，另外一部分就是法院内部的执行案件的信息库，这部分的关键就是资源共享，包括各法院之间和社会的互通，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法院的公告制度，法院的公告特别是基层的和一些标的不大的案件往往只不过是公告在法院里公示栏里，形同虚设。
（三）加强惩罚力度
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容不得一点讨价还价的，哪怕是耽误一天也是在违法，但是现在司法实践对于恶性拒不执行而判刑的案件寥寥可数，这是可悲的。刑法典上的第314条和第315条所规定的关于恶性拒不执行罪名可惜都加上了情节上必须要 “情节严重”的，这显然是一种处于对被执行人倾斜的考虑，本人认为过于保护，因为从法律文书生效的第一天开始，被执行人就是在犯罪，而必须要他拖到有一定的后果出来或者是进了客观的时日才定罪那是可笑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刑罚种类的局限造成的，立法者认为对于情节不是很严重的被执行人无论是用我国现行的哪种罚种都过重，我建议引入西方国家的“服务令”制度，强制被执行人为社会做公益服务，以工代偿，可能有人认为这样会违反了执行原则里的执行标的有限原则要求，其一，执行标的仅限于债务人的财产和行为除了危害到诉讼另一方当事人外更重要的是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的尊严，而且被执行人他无需要24小时处于监管之下，他只要在按规定的时间段里作出服务，其他时间里依然由他本人自由分配，所以严格来说并不能认为被执行人的人身处于被执行的状态。
（四）取消执行通知书。现在实行的执行通知书制度弊大于利：1、执行通知书导致出现了两个重复的执行依据，使被执行人认为不按判决书、调解书履行义务不会直接引起强制执行，从而影响了法律文书的严肃性；2、出现了两个履行期限，容易造成当事人的误解，认为只有不按照执行通知书确定的期限履行才有被强制执行的结果，而判决书、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无所谓；3、执行通知有时会起提醒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负面作用，使执行通知书成了“逃债通知书”；4、增加了工作量和执行费用。
（五）法院系统改革工程
作为真正落到实处的执行员面对人手财政的缺乏，行政方面的压力应该重新对执行庭进行设置，建立相对于法院和政府都独立但并不是完全没联系的执行机关，首先执行前期与法院协调以了解全案案情，与行政机关的合作就是要在执行员的监督下适当引入行政权力以便执行的顺利进行，我强调的是一个相对而言，是独立的，但又不完全是独立的机关。在我国，行政机关作为被执行者执行不了的情况很突出，他们的赖帐往往比社会上的一般被执行对象赖帐行为造成的影响要恶劣得多，但是他们的难处并不是绝对的，只要上级机关作出一定的合作就肯定可以给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执行机关和上级部门作出一定的联系和协调就可以解决问题，面对社会上的被执行对象更是如此。有适当的公权力加入总好过几个法官带上法警去磨破嘴皮宣传法制的效率强得多，但是是否说由政府机关来执行呢？我国目前情况还不行，因为我国现在还在强调依法行政，离依法行政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旦赋予政府机关一个独立的强制执行权而且该权力覆盖了民事和行政方面，那是对我国的部分当权者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在美国，对民事诉讼的判决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只是在法官的监督下交由行政机关来执行。但是结果却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人都会自觉履行司法判决和命令”。而在我国，在法院中设立了执行局和执行庭等执行机构，而结果却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原因是什么？“当然，自觉履行反映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赖和尊重”（5），换言之，就是他们（美国公民）都是法律制度的合作者，即合法合理的法律、法律制度及其产品，不和綦中对自己不利，都会遵循而为。不论判决结果实际如何，和它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是否是不利于自己，只要它满足了判决所具有的条件，如既判力、判决作出的程序，他们就会自愿地去执行判决。相对而言，我国的某些人则是制度的投机者，他们不在乎制度所能带来的制度正义和社会正义，只在意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如果给自己带来了利益，那么就会自觉主动地去遵守，并高呼天天理存在；如果给自己带来了不利，那么他们就会尽力办法去规避，而且到处宣讲社会如此黑暗。在他们心中，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法律制度的运行对自己产生利益，他们就会用尽一切救济手段来挽回“损失”。这时最有效的救济手段往往是公共权力。他们既崇尚权力，又害怕权力，在权力的占有者面前，他们要么委曲求全，甚至不惜以养成腐败的代价来求得利益。因此他们不仅是制度的不合作者，为了信仰，他们会寻求一切手段，包括牺牲法律制度来实现个人利益。因此不自愿履行民事判决也是能预见到的，所以我主张效仿美国建立一个既独立于法院和政府但又有适当的公权力介入和在法官的监督下的执行机关。
（六）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保障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执行难的原因是诸多方面的，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解决“执行难”不是哪一系统，哪一部门的事，是全社会的事，前面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已谈到，在金融系统建立法院执行信息系统，这样对被执行人存款就能及时掌握，并能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使案件及时得到执行，再如，对外出务工的人员或其他外出人员的临时住址，由临时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进行管理，并及时通报给户籍所在地，这样，不管被执行人到何地去，人民法院都可以通过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掌握其行踪，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明显有利于案件的执行。
（七）建立社会救济制度
有些执行条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未执结的，而是确实不能执结。例如：一些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赔偿的数额大多都是十几万、几十万元，而当事人的履行承受力是永远达不到的，这些案件也是永远不能执结的，对这类案件，如何解决，各地的做法都不同，有的法院在征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成立“执行难案救济金”专门帐户，对救济的条件、审批程序、救济金筹集的方法、方式、途径都有明确的规定，通过初步尝试，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相信只要全社会上下都能够关心、支持执行工作，经过法官们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执行难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江苏省实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办法(废止)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实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46号
《江苏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已经1998年10月9日省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第一条 为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根据国务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是指信仰宗教的公民进行宗教活动的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伊斯兰教清真寺、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教堂，以及信教群众经常进行宗教活动的固定的简易活动点。
第三条 本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处所和名称；
（二）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
（三）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
（四）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
（五）有管理规章；
（六）有合法的经济收入。
第五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由该场所所属的宗教团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申请书；
（二）该场所的有关资料和证件；
（三）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意见。
第六条 在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征求当地风景园林主管部门的意见。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涉及国家直管公房的，必须经县级以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申请。
第七条 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经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一）设立新的或者恢复规模较大的寺观教堂，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恢复一般规模的寺观教堂，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设立简易宗教活动点，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四）恢复属文物保护单位、且建国后从未进行过宗教活动的宗教活动场所，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经批准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由其管理组织到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履行登记手续；具有法人条件的，同时办理法人登记手续。宗教活动场所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进行宗教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按照《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登记条件的，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
第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迁移、合并、终止以及变更登记，应当由该场所管理组织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经批准登记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其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
第十一条 境外组织和人员不得在我省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自主管理。
管理组织的成员由该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推选，经所在地宗教团体批准后，报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全国重点佛道教寺观管理组织成员，同时报省级宗教团体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履行下列职责：
（一）安排宗教活动，办理教务；
（二）管理财产和财务；
（三）组织学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四）组织生产、经营和社会公益活动；
（五）做好治安、消防和户籍申报工作；
（六）做好接待和对外友好交往工作；
（七）保护文物，维修房屋，搞好环境卫生和绿化；
（八）维护本场所的合法权益；
（九）管理本场所的其他工作。
第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的一切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和使用的土地、山林、房屋等，由该场所管理组织或者其所属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领取证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
国家征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和使用的土地、山林、房屋等，按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宗教活动场所及其房屋，应当事先与有关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协商，征得当地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并按照国家规定给予作价补偿或者易地重建。
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活动场所，拆迁前还必须办理文物迁移报批手续。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和经济收入，由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管理和使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或者无偿调用。
第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收藏的文物，必须设置藏品档案，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不得擅自馈赠、转让或者出卖。
进行文物修复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团体和个人自愿捐献的布施、乜贴、献仪、奉献和其他捐赠，但不得摊派、勒捐。
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经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纳境外人员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应外国人邀请由我国教职人员在该场所内为其举行洗礼、婚礼、葬礼和道场法会等宗教仪式。
第二十一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营销售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并经省级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出版或者核发准印证的宗教书刊，可以经营销售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生产经营的宗教用品和宗教工艺品。
第二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兴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开展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可以经营举办以自养为目的的企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并按照规定在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适当的照顾。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等活动，必须事先征得该场所管理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再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二十四条 任何人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各项规定，尊重信教公民的宗教信仰，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宣传无神论或者进行有神无神的辩论。
第二十五条 宗教活动应当在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经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场所内进行。任何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传教、布道，宣传有神论，散发宗教宣传品。
第二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受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的支配；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受外国宗教组织提供的津贴和办教经费，并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流通或者散发境外宗教宣传品。
第二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应当由宗教团体认可的宗教教职人员及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主持。
教职人员由省及设区的市宗教团体按照省级宗教团体的规章认定；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由设区的市及县级宗教团体按照省级宗教团体的规章认定。
第二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邀请外省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教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必须经当地宗教团体和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报省级宗教团体批准。邀请本省其它市县的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教职，必须经当地宗教团体和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报上一级宗教团体批准。邀请本
省其它市县的宗教教职人员临时主持宗教活动，必须经当地宗教团体同意，报当地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经省级宗教团体邀请，境外宗教教职人员可以到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主持宗教活动。
第三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教务、财务、生产经营、安全保卫、对外交往和文书档案等各项规章制度。明确法定代表人或者场所负责人为治安责任人。
第三十一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进行会道门、邪教、迷信等活动以及有伤社会风化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应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向所在县或者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该场所事务管理、财务收支、治安安全等情况的报告，接受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年度检查。
第三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庆典、朝圣、放戒、水陆法会等大型宗教活动，必须在举办活动的30日前，由该场所所在的市、县宗教团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并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报告后方可举行。
第三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常住人员和外来暂住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户籍管理规定，办理登记手续，接受户籍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
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留宿身份不明的人员。未经公安部门批准，不得留宿境外人员。
第三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改建、扩建、重建或者新建，必须经所在地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立项、规划审批、用地报批、初步设计审批等手续，领取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后方可进行施工。
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宗教活动场所，改建、扩建或者进行重大维修前，还应当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征得文物管理部门同意。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未经批准和登记，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拒不执行的，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侵权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权益、干预宗教活动场所正常宗教活动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擅自占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和使用的土地、山林和房屋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占有和无偿调用宗教活动场所财产和经济收入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经同意和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网点，举办陈列展览和拍摄电影电视的。
第三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撤销登记的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销售非法出版物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未经宗教团体认定而主持宗教活动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未经宗教团体批准而邀请外来人员担任教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没有健全和执行规章制度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进行会道门、邪教、迷信活动以及有伤社会风化行为的；
（六）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不提交年度报告的；
（七）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不经批准和同意而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