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常委会
银川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
（2011年8月3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会议通过，2011年9月1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加强餐厨垃圾的管理，促进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餐厨垃圾，是指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
前款所称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是本市餐厨垃圾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县（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部门（以下称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对本辖区餐厨垃圾的处理进行日常监管，并接受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环保、农牧、食品药品监督、质监、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餐厨垃圾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餐厨垃圾实行统一收集、运输、集中定点处置。
第六条 餐厨垃圾的治理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综合利用的原则。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年增加对餐厨垃圾治理的资金投入。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餐厨垃圾治理实际，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第七条 鼓励、支持、引导开展对餐厨垃圾处理的科学研究和工艺改良，促进餐厨垃圾的处理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倡导文明的餐饮方式，减少餐厨垃圾的产生量。
第八条 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接受公众对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违法活动的举报。
第二章 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
第九条 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实行特许经营。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
第十条 申请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特许经营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不少于三百万元人民币；
（二）有具备分类收集功能的全密闭专用收集容器；
（三）有十辆以上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滴漏功能的餐厨垃圾运输专用车辆；
（四）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停放场所；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餐厨垃圾处置特许经营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少于二千万元人民币；
（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取得规划许可文件；
（三）日处理能力不少于一百吨；
（四）有至少五名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中包括环境工程、机械、食品安全等专业的技术人员；
（五）具有完善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处理设施，并建立污染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等相关制度；
（六）有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七）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作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许可的决定，向中标企业发放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特许经营许可证。
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应当与中标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特许经营协议，明确约定经营期限、经营范围、服务标准、特许经营权的终止和变更、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十三条 新开办食品加工企业、餐饮企业、单位食堂等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的，应当在办理环境影响评价、餐饮服务许可证之前，与获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未签订协议的，环保部门不得通过环境影响评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本条例实施前已经取得相关许可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未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的，环保部门不得办理排污许可证年检。
获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应当每季度将签订的餐厨垃圾收运协议向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餐厨垃圾处置台帐，载明餐厨垃圾的种类、数量及流向；
（二）设置有明显标志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并保持容器完好、密闭、整洁；
（三）安装隔油、隔渣池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
（四）餐厨垃圾与非餐厨垃圾应当分开收集，食物残留、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应当分别单独收集。
第十五条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将产生的餐厨垃圾交由有特许经营许可的收集、运输服务企业收运，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自行处置餐厨垃圾；
（二）将餐厨垃圾收集容器沿街巷摆放；
（三）将餐厨垃圾排入雨水管道、污水排水管道、沟渠和公共厕所，或者以其他方式随意倾倒；
（四）将餐厨垃圾交由未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特许经营许可的单位和个人收运；
（五）将废弃食用油脂或其加工产品用于餐饮、食品加工或者作为食用油脂销售。
第十六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台帐，载明所收集、运输餐厨垃圾的种类、数量及流向；
（二）运输工具外观应当保持整洁和完好，实行完全密闭化运输，防止滴漏、洒落；
（三）每年的11月30日前，向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申报下一年度的收运线路图及收运时刻表，并按照批准的线路以及同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约定的时间收运，做到日产日清。
第十七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企业在收集、运输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餐厨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输，转运期间将餐厨垃圾裸露存放；
（二）在运输过程中丢弃、遗撒餐厨垃圾；
（三）将餐厨垃圾交由未取得餐厨垃圾处置特许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处置。
第十八条 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餐厨垃圾接收、处置和产品台帐，载明所接收、处置餐厨垃圾的种类、数量及其加工产品的种类、数量、流向等；
（二）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接收餐厨垃圾；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处置餐厨垃圾；
（四）在处理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第十九条 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在处置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餐厨垃圾填埋或者以其他不符合特许经营许可目的的方式方法进行处理；
（二）将餐厨垃圾转交其他单位和个人处置；
（三）利用餐厨垃圾生产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
（四）将利用餐厨垃圾生产的产品销售给从事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条 从事畜禽养殖的，禁止使用餐厨垃圾饲喂畜禽。
第三章 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应当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和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者阻挠监管人员的检查。
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应当对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办法由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餐厨垃圾产生和处置服务单位的污染防治措施进行监督管理，对餐厨垃圾处置活动中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场所的监督检查，对使用餐厨垃圾饲喂畜禽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食用油消费环节的监督管理，对使用餐厨垃圾加工各种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进行查处。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以餐厨垃圾为原料加工而成的产品质量、标准的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食用油市场的监督管理，防止废弃食用油脂流入食用油市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餐厨垃圾运输车辆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可以将跨区域的餐厨垃圾违法案件，提请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查处；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也可以直接进行查处。
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到需要实施集中监管的区域进行执法活动的，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应当配合。
第二十四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应当每月向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书面报送所收集、运输、处置餐厨垃圾的来源、种类、数量以及加工产品的种类、数量、流向等情况。
第二十五条 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实行联单制度，具体办法由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不得擅自停业、歇业。确需解除协议的，应当提前一年提出申请，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的三个月内作出答复。在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同意解除协议前，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必须保证正常的经营与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特许经营许可，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由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收集、运输、处置工具，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获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未将签订的餐厨垃圾收运协议向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四）项规定的，由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四）项规定的，由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由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由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五）项规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工商、质监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二百元/车次的罚款；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二千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市、县（区、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二百元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罚款。
第三十三条 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罚款；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罚款。
第三十四条 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二）、（四）项规定的，由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三）项规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工商、质监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餐厨垃圾饲喂畜禽的，由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由市餐厨垃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干扰、阻碍餐厨垃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正常履行监管职责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八条 餐厨垃圾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二）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三）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原文刊发于《法治理论探索》书刊基本参数：ＩＳＢＮ７-２２４-０７０４４-０／Ｄ.１０６０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
论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及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蔡书芳
(西安市行政学院 西安 710054)
内容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在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在理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的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撤回和变更诉讼的权利，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都为我国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可行性。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刑事诉讼 合理性 可行性
我国司法机关由于受刑事案件不断增长而司法投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在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中开始关注“辩诉交易”制度。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根据公诉机关的申请，适用“辩诉交易”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 这种冒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风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引起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威人士明确表态，“目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能否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传统的土壤里，接受“当事人主义”的产物，却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其利弊，辩诉交易确实存在排斥和变异的危险。为此，本文将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入手，对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做一探讨。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辩诉交易是主要存在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审判程序制度，德国、意大利也有其“变异”形式。实质意义上的辨诉交易制度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根据美国1974年修订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章第11条，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案件进入正式审理前或审理过程中，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达成协议，如果被告承认有罪，作有罪答辩，或者作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那么检察官则降低对其指控的强度（或将重罪名变更为轻罪名，或减少指控的罪数或建议法官从轻处罚）。双方讨价还价，一经达成协议，案件就不再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法官只须确认协议双方是否完全出于自愿以及协议的真实性即可判决，并在判决中体现协议的内容。在这一审判程序中，因检察官和被告的“交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法官的判决主要依据双方的协议，因此称之谓“辩诉交易”程序。1970年美联邦最高法院在Brady.V.US.案件和1971年在Santobello.V.New.York案中分别以判例的刑事确认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1974年，美国在《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修订案中正式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这一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
发源于美国辨诉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也有所建树，并得以开枝散叶，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典型者当数意大利。相比于美国，其特点有三：（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被的罪名进行交易；（2）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并且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3）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人在仍然可以要求法官减刑三分之一。“其意图是使减轻判刑适用于所有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被告人，而不论检察官是否同意反映了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程序早有关注，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应移植美国的这一审判程序。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不断变革的进程中，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国内各种形式的犯罪案件不断增加，造成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大，积案现象严重，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积案问题，理论界呼吁改革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我国的辩诉交易程序，甚至于实务界，也出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在2002年4月运用辩诉交易程序审结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实例。200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围绕我国能否引进辩诉交易，与会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和缓行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从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建立纠纷解决的协商机制，提高刑事诉讼的社会效益等方面主张引进这一程序；否定说从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客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和辩诉交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方面，认为我国不具有引进这一程序的基础和司法环境；缓行说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官、检察官素质不高，司法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匆忙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使制度的越位和超前。
同时，与会的法学专家、学者们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的观点。纵观陈述，举其要者，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界定，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正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
第二种界定，辩诉交易又称答辩交易和有罪答辩。它是指检察官在被告人律师的帮助下，就案件的处理问题与被告人协商、谈判甚至讨价还价，以促成有罪答辩从而不经审判而了结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
第三种界定，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和被告方在答辩前私下进行种种协商、妥协，最后达成协议：被告人答辩有罪，检察官则相应地减少控罪或降低控罪的幅度，或者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的建议。
第四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
第五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在开庭审理前解决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具体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消部分指控、降低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处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谓“辩诉交易”。
第六种界定，辩诉交易指处于控告方的检察官和处于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进行会商和谈判，以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方其他要求。如果交易成功，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系被告人出于自愿，协议内容合法，便加以采纳，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 。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制度能同时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得到充足发展，这本身就说明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不管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还是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其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并非绝然对立，二者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达到协调统一，一定程度上来说，更佳的效率往往是更大的公正。只不过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对判刑方面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做了一定的限制，但这并没有掩盖二者各自的合理性。
从理论层面看，每个国家在其刑事司法制度的运作过程中，都希望追求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然而，每个国家都不免不了这两项价值目标的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最现实的方案就是：冲突双方或一方做出牺牲或割让。要想“鱼与熊掌”兼得，是不现实的，也是非理性的。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无疑符合上述方案的设计原则。通过这一制度的运作，可以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被告人自愿认罪，既有利于刑罚的执行机关对其教育、改造，也有利于其本人的恢复矫正和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来说，“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及时地对被告人处以刑罚，可以给予其些许安慰，体现刑罚的抚慰功能。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司法公正的目标，使得效率与公正达到协调与统一，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从现实的运作来看，辩诉交易也确实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在价值。“美国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这一制度来解决的”。 在意大利，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具体而言，检察官选择辩诉交易减轻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败诉的危险；法院选择辩诉交易使得案件审理由实体审转为程序审，节省了庭审时间，只需查明被告人对交易是否出自本人意愿；被告人选择辩诉交易可使其避免承受较重刑罚的风险，避免旷日持久的心理负担、精神折磨及经济损失；辩护律师选择辩诉交易，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使其尽快从久拖不决的诉讼中解脱出来去寻求新的交易机会，符合律师的职业特征，利于律师职业能力和社会威望的提高。
综上，作为一种先进的刑事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具有其合理性，在实践中有其运作的空间。我们应吸收其合理内核，加以规范，为我所用。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辩诉交易这一制度，但正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 就此而论，现代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为我国的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诉讼制度范例，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可以在惩罚犯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价值。同时，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机制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首先，我国刑事诉讼确立的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以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二元并存的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轻重，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及其表现，胜诉风险大小及诉讼效率等因素综合评定，最终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而且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形式，给予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可以这样理解这一规定：“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这恰恰就为控辩双方创造一个机会——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而检察机关的证据又不是很充分，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还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这对于检察机关、被告双方而言，都部分地实现了预期的利益。对于在中国面临“错案追究”以及讲究“业绩”的法官来说，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民族习惯以及现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强化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的影响，把“交易”运用到司法环境中，一定程度上难以被广大公民所接受，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交易，只是“这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而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 这种暗箱操作的存在，滋生了司法腐败，诱发了司法不公，破坏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效益。但另一方面又恰好说明“辩诉交易”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如检察机关在调查受贿案件中，为了得到行贿人的配合及获取有力的证据，往往暗示或明确承诺对行贿人不予或轻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有违现行法律规定的，但事实上却是存在着的。倘若实行“辩诉交易”，这种行为可在阳光下进行，同时也可消除其负面的社会影响。
同时，我国司法资源有限，高技能的司法人员匮乏，资金、设施及后勤保障水平滞后，如何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集中力量办好其他的大案、要案。
由此可知，在我国推行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在立法最终对其确认之前，还必须对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约束机制等加以研究，防止司法腐败等问题的产生。而那已不是本文所要详加论述的问题，在此，只能从宏观的方面对此做一概述。首先应该限制监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 在“交易时，应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正当意见。以便通过派出各方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中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的场所。”同时，检察官应履行其在辩护交易中所作的承诺。其次，法官应审查被告人认罪是否出于本人的真实意愿，审查是否做了公开记录，以表明交易的结果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使程序的运作“能够对判决结果做出充分地合理性的证明，使程序参与者确认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再次，交易应通过律师进行，完善证据展示制度，让辩护律师充分了解控诉方掌握的证据。最后，应对采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范围做出限制，禁止双方就罪名交易，对被告人的刑罚减轻幅度不应超过三分之一，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
四、结语
在司法资源有限与犯罪高速增长双重的挤压下，“辩诉交易”孕育而生，成为不少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别审判程序。尽管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从趋势上看，它似有继续扩大使用范围的可能。我国正在对庭审方式进行抗辩式或称对抗式改革，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辩诉交易这一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式刑事审判程序的产物，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诉讼传统的土壤里如何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因此，尽管国内对于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笔者仍希望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讨论，能够对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现阶段积案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践的范畴有所帮助和启示。
参考文献：
“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载于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
200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综述
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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